史学史简答题、论述题

1、试述《春秋》⼀书的撰写特点，孔⼦作《春秋》对史学的贡献，《春秋》的局限性。

【1】写作特点：（1）《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的。它强调天下⼀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2）它是⼀部⾃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3）它的语⾔简炼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分仔细，⼀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义”的“春秋笔法”。（3）在内容上：《春秋》内容以鲁国历史为主，但涉及到列国之事。主要记载各国间的朝聘、盟会、战争及统治阶级⼈物活动的事迹。⽐如召陵之盟、城濮之战等。记事的原则上，是“据鲁”、“亲周”，即以记鲁国历史的内容来体现尊奉和维护周王室统治的精神。

【2】贡献：（1）孔⼦是私⼈修史的开创者。（2）初步创⽴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3）属辞⽐事，提出了⼀套历史编撰⽅法。（4）重⼈事⽽不宣扬⿁神。

【3】局限性：⾸先是记事太简单；其次是孔⼦为尊者、亲者讳，不是依据事实⽽是以个⼈主观来定褒贬。开了后世史书中曲笔的先例。2、《左传》的写作特点和成就

【1】《左传》是战国早期的私⼈撰述，是记述春秋时期史实最重要的⼀部史书。《左传》记事⽐《春秋》祥瞻，⽐《国语》连贯，写出了这⼀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陪⾂执国命的历史趋势。【2】《左传》在历史编撰上扩⼤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他在编年记事的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出⼀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出⼀个⼈物的经历和活动。

【3】（1）《左传》完成了编年体的创造（2）《左传》记事的范围亦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的活动，⽽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经济、学术⽂化、社会⽣活、⾃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3）《左传》善于描写战争（4）《左传》创造了“君⼦⽈”的史评形式（5）《左传》可贵的“民本”思想【4】《左传》在内容上⽐较鲜明的特点是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民族交往活跃和民族组合的进程。

【5】《左传》总是尽量避免简单平板地记载历史事件⽽采⽤故事化的⼿法,从⾔论和⾏动的⽴体把握中去描写⼈物。这样,不但写出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细部,也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成就：⼀）改进了记事⽅法，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即第⼀次对事件有完整的叙述，记载详细了，并且⾔事兼备，所记之事完备了。所以有的⼈认为《左传》是第⼀部完整的历史著作。《春秋》只标事纲，不记具体内容，如同流⽔帐薄；《左传》则以《春秋》为纲，原原本本叙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对⼈物形象、性格、⾏为、思想都有深刻的刻画和描绘。例如《春秋》只记“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左传》详加叙述⽤了五百四⼗⼀个字。把事件发⽣的原因、过程、结果，影响都写了。《春秋》记“城濮之战”只⽤了三⼗⼏个字，《左传》则⽤了七百⼋⼗六个字，所以完备的历史书当从《左传》开始。完备的历史书应包括:1、明确的时间顺序。2、历史事件的始末3、历史⼈物的⾔⾏。这些《左传》是具备的，⽽《左传》之前则没有兼备此三点的史书。

（⼆）⽣动具体。《左传》的叙述，⽂字技巧是⾮常⾼的，⼜具体⼜⽣动，层次分明。语⾔简明雅致，记事⽣动、真实、感⼈，读来脍炙⼈⼝，⼀扫《春秋》的枯燥⽆味。以前，许多⼈对史发⽣兴趣是从读《左传》开始的。所以在传播历史知识⽅⾯《左传》起了很⼤作⽤。⽂字优美，所以还被作为⽂学书读。

（三）叙事与论史相结合。《左传》不仅记事，⽽且带有政论，不仅记载了社会现象，⽽且揭⽰了历史的内幕，使⼈更深刻地看到了事件的本质。从⽽使《左传》成为了叙事论史较成熟的编年史，这是其显著特点。《左传》论史的主要⽅式有三种：⼀是以“君⼦⽈”直接；⼆是借⽤前⼈或伪托前⼈的话来；三是⽤当事⼈或有影响的⼈物的话来评论。这就改变了《春秋》⼀⼼追求“属辞”、微⾔⼤义的⽅法。《左传》“君⼦⽈”的⽅式直接为后⼈所继承，如司马迁的“太史公⽈”、司马光的“⾂光⽈”等等。

（四）思想性提⾼了。《左传》对⼈与神、王道与霸道、法治与礼治、变⾰与守旧等的认识，都⽐《春秋》进步得多。

注本：总体上看，《左传》所叙史事是真实的。所记重⼤史事基本正确。从晋以后许多⼈给《左传》作注，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是《左传》注释的历史性总结，是读《左传》的最好的本⼦。沈⽟成有《<左传>译⽂》。沈⽟成是杨伯峻的学⽣，所以此⼆书实为⼀书。

五、.采⽤了倒叙插叙、侧⾯烘托等⽅法，塑造了⼀批有⾎有⾁的形象。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法的运⽤，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3、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1、从史学的发展历程看，⽂字记载由简单的⽚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了多种历史撰述。2、史官的产⽣及史官制度的形成。由巫——巫史合⼀——巫史分离——王者师

3、从史学发展的趋向来说：其⼀，是由“史在官府”，⾛向“史在私家”。章炳麟在《国故论衡》中指出：“⽼耽仲尼⽽上，学皆在官，⽼耽仲尼⽽下，学皆在家⼈”。其⼆，是由胚胎、萌芽、成长到兴起。对于此阶段史学的兴起，可从以下四点作⼀阐述：在对历史的认识上，由重视神的安排转向对⼈的活动的重视。在对史学的认识上，逐步提出史学的鉴戒功能。在史学成果的表现形态上，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在对待史学活动的认识上，秉笔直书的精神受到提倡。

4、在史学的编纂体例上，以编年体为主多种史书体例的产⽣。例如《春秋》、《左传》等。另外，还有记⾔体、谱牒类、地理类等。4、《史记》是怎样⼀部书？实属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2】成就：（1）创⽴了完备的纪传体 :本纪：采⽤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代⼤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的⼈物的事迹。表：以时间为序，⽤表格的形式展⽰历史⼤事，分世表、年表、⽉表。提纲挈领，使⼈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览⽆余。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历法、⽔利、经济、⽂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类重要⼈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将相⼤⾂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物事迹（刺客、游侠、商⼈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2）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了典范。（3）《史记》⽂笔⽣动，语⾔通俗，某些篇堪称为传记性的⽂学作品，是历史和⽂学统⼀的典范。（4）对有反抗和改⾰精神的杰出⼈物寄以同情和赞扬。（5）是⼆⼗四史中最具有⼈民性的⼀部史书。具体表现在:对过去史书中很少记载的领袖、下层⼈物给予记载，⽽且给予很⾼的评价。5、《汉书》的史学成就

（1）在编撰⽅法上，⾸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包举⼀代⾃成⼀体。其⼀，限断清楚，适应中国以朝代划分历史阶段的特点，可以明确区分历史时期并反映其特点。其⼆，包容量⼤，可以集中反映⼀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化及社会风貌。其三，便于编写和阅读，断代史⼀般是⼀朝灭亡之后，后朝⼈开始撰写，从资料的搜集和撰写⽅⾯提供⽅便。其四，容易满⾜修史者褒贬前朝的著述要求，便于⼈们从⼀个朝中总结经验教训。（2）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扩⼤了记载范围，保存了丰富的⽂献资料（3）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班固继承古代史家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如实记录了封建统治者淫逸、残害⼈民的罪⾏。东、西汉统治者有着亲缘关系，班固能⽆所顾忌，奋笔直书，显⽰出⾼尚的史家品德。（4）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个取得了巨⼤成就的⼤⼀统皇朝，《汉书》是第⼀部⼤⼀统的皇朝史。（5）《汉书》以⼗志为主⼲展开了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些新的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史事范围⽅⾯作了重⼤突破。（6）严整的史书体例。6、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及表现。【1】原因：

1、魏晋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风⽓的变化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学术条件：汉代司马迁所⾔：“⽂史星历，近乎⼘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只所轻也。”《隋书?经籍志》：“群才景慕，作者甚众”，“⽴⾔之⼠，挥翰蓬茨之下，⼀代之记，⾄⼗数家。”

2、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史学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史学体裁的多样化。

3、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化的发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其⼀，造纸业的发达，引起⽂化⽤具的⾰新，为书籍的传抄和⽂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便书写的字体已多种多样。4、史学地位的提⾼直接促进了史学的发达：⾸先，是对史学⽐较重视。其次，整个社会对史学⽐较关注。⼀是研治史学名著的⼈增多，⼆是⼈们纷纷慕史家之名，以名列史家为荣。5、史学本⾝的鉴戒功能刺激了史学的发达。

6、有《史记》、《汉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史例，特别是《汉书》⼜为断代史的修撰提供了楷模，从⽽使魏晋南北朝的学者有所取法与依归。7、史官制度的完备，既为这时期史书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原始的史料，也为史官修史创造了便利条件，从⽽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8、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汉末起，政权分⽴，随后⼜是南北对峙，于是各国统治者各以⾃⼰的政权为中原王朝正统，斥其他政权为僭越，是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修撰史书以宣传其主张，标榜其成就，就成了重要⼿段。

9、魏晋南北朝时期，承东汉余绪，重勋阶阀阅，讲门第⾼低，祖宗功业，并⽤以决定⼠⼈社会地位之⾼低和确定能否为官及为官⼄⾼下。⽽其勋阶阀阅与门第⾼低的评定，端赖于对其祖宗世系的追述。因⽽谱牒之学，随之盛⾏，甚⾄出现了以家谱代替史籍为局⾯，以于前述。

10、经学地位的下降与史学、⽂学在取⼠考试中地位的取得，也助进了史学的发展。11、纸张的发明与应⽤的推⼴，也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提供了物质⽅⾯的条件。

12、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写体裁为增加，既是史学兴盛的特征与表现，⼜会反过来促进史学兴盛与发展。

【2】表现：

1、史书数量剧增，种类丰富：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及隋等五代官私书⽬所载典籍，其中史部为874部，16558卷。有关魏晋南北朝史书的分类，《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史书为12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杂传、地理、谱系、簿录。2、⽬录学上，经、史分家：

西晋荀勖（xu）编《中经新簿》时，将群书分为四类：“⼀⽈甲部，纪六艺及⼩学等书；⼆⽈⼄部，有古诸⼦家、近世⼦家、兵书、兵家、术数；三⽈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经学附属地位，史学学开始形成为⼀门独⽴学科的⼀个标志。东晋李充整理图书，⼜重新排列四部的次序，五经为甲部、史记为⼄部、诸⼦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直到按经史⼦集名称和顺序著录图书的《隋书?经籍志》问世，李充的四分法完全确⽴下来，经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３、“史学”⼀词出现：

东晋元帝太兴⼆年（319年），⽯勒初称赵王，即以任播、崔睿为“史学祭酒”，这是我国历史上第⼀次出现“史学”⼀词。4、史学中的⼀些门类，如史注、史考、历史编纂、历史评论等勃兴：

（1）史注：两汉时期，学者重在注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注史盛极⼀时，⼀些历史名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多家为之作注。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注中负有盛名。北魏郦道元的《⽔经注》也类同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2）史考：史考是考证史实，驳议辨疑。蜀⼈谯周《古史考》25篇；孙盛《三国异同评》、王劭《读》、刘宝的《汉书驳议》、陈姚察的《定汉书疑》之类都是考史之作。（3）历史编纂：在历史编纂⽅⾯，当时围绕纪传、编年两种史体的优劣问题，层展开⼀场热烈的讨论。（4）史评：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逐渐发展起来。从形式上讲，有学者间的⼝头讨论，如崔浩同⽑脩之论陈寿作《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论；有史家专⽂论说，如宋⼈刘祥《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从内容上看，有对⼀部史书的深⼊研究，如晋⼈何琦《论三国志》、徐众《三国志评》、王涛《三国志序评》；有对诸史的纵横议论，如北魏卢元明作《史⼦新论》数⼗篇；有对某些史书的⽐较研究，如晋⼈张辅论马班之书的优劣。5、史学中的⼀些内容，如地⽅史志、民族史、家史、谱牒、通史等有重要发展。

（1）地⽅史志代表作是东晋常璩的12卷《华阳国志》，主要记载远古⾄东晋我国西南历史、地理、⼈物、风俗、物产等，内容丰富。（2）民族史代表作是崔鸿的《⼗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3）家史、谱牒：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的别传⼤量涌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家史的表现形式有家传、家训等，如北齐颜之推的《颜⽒家训》。（4）通史：南朝梁时，梁武帝萧衍命群⾂编撰《通史》。《隋书?经籍志》著录云：“《通史》四百⼋⼗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这是⼀部贯通古今的庞⼤史著，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到北宋已不传，但它却在我国史学史上开创了“通史”⼀词的使⽤。

6、官、私修史制度的同时并存，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表现之⼀。汉代著名史书《史记》与《汉书》，基本上都是私家修成。官府除了有专门管理图书资料的机构与官吏外，还有专门撰写史书的官吏与机构。

7、有关佛教、道教史料的涌现，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征之⼀。随着汉代道教的兴起和东汉中期佛教的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者都很盛⾏，于是育关佛、道的书籍包括佛、道的经典和僧、道事迹的记录，便⼤量涌现。7、《三国志》撰写特点【1】内容：

内容：全书65卷，其中《魏书》三⼗卷，《蜀书》⼗五卷，《吴书》⼆⼗卷。记载了从东汉灵帝光和七年黄⼱（184）——西晋灭吴（280）（220曹丕代汉建魏——280）前后共60年的历史。其中⼀些处于⿍⾰之际的⼈物如董卓、袁绍、袁术、公孙赞等，在《后汉书》中有传，《三国志》中也有传。但《三国志》只有纪、传⽽⽆志，这是⼀个缺憾。【2】特点：

（1）《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本纪来记述魏国君主⾏事，记蜀、吴⼆国事称传。但对三国国君均采⽤编年体⽅式，按年⽉记事，名为传，实为纪。（2）《三国志》在选材上⾮常慎重。

（3）《三国志》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映魏晋时期⼠⼤夫中间流⾏的品题⼈物的风⽓。（4）善于叙事，叙事简约，⽂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以致疏略。【3】不⾜之处:

其⼀，就是对曹魏和司马⽒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其⼆，全书只有纪和传，⽽⽆志和表，这是⼀⼤缺⽋。8、刘知⼏的史学贡献

（1）第⼀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

《史通》开卷就把唐以前的史学著作归纳为“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共六个流派。并分别观察其源流，分析其利弊得失。“⼆体”，主要评论了编年、纪传两种史体的长短得失。《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系统地叙述了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到唐初所修诸史历代史书发展的历史。和⾃古⾄唐的史官和史馆制度的沿⾰废置，勾划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线索。《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篇，系统地总结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法。（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

刘知⼏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疾妄求实”的思想，在《史通》中设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尚书》、《春秋》等儒经中记载的古史提出了⼤胆的怀疑。如《疑古》中，刘⽒提出了《尚书》可疑者共⼗条，其中⼀条谈到对尧的增美，⼀条说到对桀的增恶，另有数条谈到古代禅让征伐之事。刘⽒认为尧舜相授，不是禅让，⽽是篡夺，不是舜传位给禹，⽽是禹把舜放逐了。（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

刘知⼏指出：“史才须有三长，世⽆其⼈，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才，亦犹有良⽥百顷，黄⾦满籝，⽽使愚者营⽣，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学，亦犹思兼匠⽯，巧若公输，⽽家⽆楩（pian）柟（nan）

斧⽄，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所谓“才”，是指写史的表达能⼒；“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

刘知⼏认为⼀个史家的职责，就是要忠实地记载历史，不能任意曲笔篡改。他要求史官写史要“爱⽽知其丑，憎⽽知

其善”，要“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为此他作《直书》、《曲笔》两篇。赞扬了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仗⽓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所阿容”，“遗芳余烈，⼈到于今称之”⽽严厉批评那种“事务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之恶，持报⼰仇”的曲笔现象。（5）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

⽐如主张删去或改造《艺⽂志》“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不必向上追记历代典籍的存没情况。同时改造《天⽂志》、《五⾏志》。主张增设《都⾢》、《⽒族》、《⽅物》三志。这个主张被南宋郑樵接受。《通志》“⼆⼗略”中，设有《⽒族略》、《都⾢略》、《昆⾍草⽊略》。主张增设《制册章表书》。“宜于表志之外，更⽴⼀书，若⼈主之制册、诰令、群⾂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6）在修史制度⽅⾯，刘知⼏反对设官局修史之制，⽽主张“—家独断”，个⼈修史。

（7）主张对史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不盲从圣贤及其经典，敢于对传统观念提出批评。

（8）否认天命对⼈事有决定作⽤，主张史家论述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应以⼈事为主，这是⼀项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观念。试论刘知⼏及其《史通》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及其政治伦理思想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刘知⼏提出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的观点和⽅法。

a、《史通》展现了系统的、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先是指它贯穿了⼀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融会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刘知⼏史学理论中统帅全局的根本观点，也是统帅全局的根本⽅法。

b、其次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即在变化中辨利害、明善恶。通识作为⼀种⽅法，就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法。这是刘知⼏在史学总结中运⽤得最多⽽且是最根本的⽅法。

c、“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在史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之⼀。刘知⼏指出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才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识是见解，对史事的见解，鉴别判断能⼒。

1、“五志三科”即是刘知⼏对史书内容的把握，五志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三科为：叙沿⾰、明罪恶、旌怪异。2、关于撰述⽅法。“博采”是基础，⽆博采便⽆善择；“善择”是关键，⽆善择就难以写出信史来。

3、关于体裁体例。“六家⼆体”和“杂述”，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并⼀⼀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所可祖述者，唯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已。在《杂述》篇中⼜列举了偏记、⼩说等⼗种。

4、关于⽂字表述。认为应该以叙事为主，⽽叙事⼜应该简要，略⼩存⼤，举重明轻。5、关于撰述原则。即刘知⼏贵直贱曲，专⽴《直书》、《曲笔》篇作了详细论述。

6、关于史学功⽤。第⼀、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第⼆、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第三、⾼才博学，各重⼀时。

7、关于史学批评范畴。刘知⼏在《史通》中着重论列和提出了这样⼏对重要的史学批评范畴：⼀是⽂与质，即⽂采与内容（或华与实）的关系；⼆是⽂与史，即⽂学与史学的关系；三是直与曲；四是简与烦；五是创与循，即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六是名与实。主要揭⽰理论与实践、名称与实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政治伦理思想：

a、刘知⼏信奉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其核⼼是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和规范。刘知⼏撰《史通》，\"其书虽以史为主，⽽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论史之际也要涉及\"王道\"、\"⼈伦\"的⼤问题。故《史通》不仅仅是部史评的书，也是⼀部阐述刘知⼏关于\"王道\"、\"⼈伦\"认识的书。

b、刘知⼏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信奉者和贯彻者，他的贡献不在于对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之理论的阐释上，⽽在于他紧紧结合史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付诸实⾏。唯其如此，他在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和史学编撰、史学评论两者之间建构了⼀座桥梁。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儒学的关系，由此达到了理论的升华。刘知⼏经常强调史家的责任，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彰善瘴恶。9、《通典》的内容和特点及其史学地位

【1】内容《通典》是第⼀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宗天宝末年，肃、代以后的变⾰，也附载于注中。全书200卷。分为⾷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之下有⼦⽬。每⼀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全按历史顺序排列材料，⽽每个项⽬⼜都各⾃⽴有标题。这种编纂⽅法，为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它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2】编撰特点：

（1）以制度分门⽴⽬。“统前史之书志，⽽撰述取法乎《官礼》”。但与正史“志”相⽐，《通典》有⼏个显著变化：

其⼀，将《⾷货典》⽴于卷⾸，⽽《⾷货》中⼜以⽥制为先，说明杜佑已经看到农业⽣产在当时社会中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化的发展。

其⼆，《通典》不列律历、天⽂、五⾏、祥瑞、舆服等内容；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这就打破了旧史中重礼乐、天⽂、五⾏的模式。对后世的典制体著作的编撰影响深远。其三，发展了史书⾃注的⽅法：《通典》⾃注有解释⾳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2）讲求会通。马端临指出《通典》“肇⾃上古，以⾄唐之天宝，凡历代因⾰之故，粲然可考。”（3）重视论议。在有关卷后，多录“群⼠论议”，附于正⽂之下。发表⾃⼰的政治见解。

（4）发展了史书⾃注的⽅法：《通典》⾃注有解释⾳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3】《通典》在史学上的地位：

（1）、创⽴了新的史体——典制体的通史体裁：唐以前，史书体裁只限于纪传体、编年体两种史体。杜佑取《政典》与史志之长，综合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创⽴了典制体通史，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条新的途径。后来的“三通”、“九通”、“⼗通”及

各种会要都是在它影响下编纂的。南宋时郑樵撰《通志》⼆百卷，这是—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但其精华在于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物的《⼆⼗略》，⽽这《⼆⼗略》就是在杜佑《通典》的基础上写成的。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瑞临⼜仿《通典》的体例，扩充⽽成《⽂献通考》三百四⼗⼋卷。《通典》、《通志》、《⽂献通考》，被合称为“三通”。后来⼜有不少⼈续撰“三通”，如宋朝宋⽩撰《续通典》⼆百卷，明王圻撰《续⽂献通考》⼆百五⼗卷。⾄请朝乾隆时，更设⽴三通馆，官修成了《续通典》、《续通志》和《续⽂献通考》，作为“三通”的续编，内容上接“三通”，下讫明末。同时，⼜官修《清通典》、《清通志》和《清⽂献通考》，专记清初⾄乾隆时的典章制度⽂物。这样就有了“九通”之称。1921年刘锦藻⼜撰成《清续⽂献通考》四百卷，上与《清⽂献通考》相衘接，记述了乾隆⾄宣统三年的各种典章制度⽂物，与“九通”合称为“⼗通”。（2）对历代典章制度，作了⼤量探本穷源的⼯作：

《通典》的许多材料，多出⾃正史，然正史各志多不衔接。杜佑第⼀次有系统地进⾏了加⼯整理，并作了⼤量探本究源的⼯作。此书重要的⼀点是“通”，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肇⾃上古，以⾄唐之天宝”。（3）提出许多进步的历史观点：

A、认识到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的作⽤: “农者，有国之本也。”“⾕者，⼈之司命也；地者，⾕之所⽣也”，“天下之⽥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其归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

B、重⼈事⽽⾮天命:他曾批评李百药所论“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管政理否臧”，进⽽指出“盖是⼈事，岂唯天时”。C、驳斥军事上的神学观点:在《通典?兵?推⼈事破灾异》中利⽤周武王伐纣之事予以解释。

（4）通过序论，发表精辟的见解：如论“选举”，他说：“⾮今⼈多不肖，古⼈多材能，在施政⽴本使之然也。⽽况以⾔取⼠，既已失之，考⾔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这是对以诗赋取⼠的评论。

论“职官”则云：“出租赋者减耗若此，⾷租赋者岂可仍旧？如⼀州⽆三数千户，置五六⼗，⼗⽺九牧，疲吏烦众”。

这些议论说明杜佑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唐代实际问题的。在卷中记述“群⼠议论”，对前⼈的有关评论多加搜集，并加上⾃⼰的按语。

（5）中国史学史上第⼀部有关论述政治制度⽅⾯的专门通史，具有较⾼的史学价值。第⼀，创⽴了撰史的政书体裁。其⼆，史事按时代发展的先后次序排列，亦寓有深意，这样便于⼈们把握封建国家中某⼀具度的古今变化⼤势。第⼆，议论体例，独具匠⼼。第三，“⾃注”体例，别具⼀格。10、宋代史学兴起、发达的表现及史学繁荣的原因【1】宋代史学兴旺发达的表现1、修史制度的进⼀步完善：

1）宋代修史机构主要有实录院、起居院、⽟碟所、⽇历所、国史院、会要所和时政记房等。

A、沿袭前朝的，如实录院，它起源于齐梁之际，隋唐以后历朝皆有，职守是编写实录。宋代⾃北宋太祖⾄南宋理宗皆修有实

录，有的还经过了重修。B、因⾰发展⽽来的，如起居院，类似于北齐的起居省，隋唐时也分别在门下省和中书省设置了起居郎和起居舍⼈，负责编写起居注，如⽟碟所，唐已有之，但其职守只是谱世系，辨昭穆，宋代已扩⼤到兼记其他⼤事。C、宋代所独创的，如⽇历所，它的性质和职守与起居院相似，主要是把资料整理成⽇历，为实录和国史编纂提供材料；如国史院，主要职责是掌修国史及前朝史，宋代先后6次编修国史，成绩显著；如会要所，会要之修纂虽始于唐朝，但宋代特在秘书省⾸设会要所编纂会要，可见其对编写会要的重视。宋代先后续修、重修会要10余次，总数达2200卷之多。

2）宋代各修史机构分⼯细致，各有专司：“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次之，谓之⽇历；修⽽成之，谓之实录。”《宋史?汪藻传》国史院专修国史，会要所专修会要，⽟碟所主修谱碟，兼记⼤事。2、史学体裁的发展与创新：1）编年体通史：

宋代史学体裁的发展⾸先表现在中国古代最伟⼤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诞⽣。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三年(前403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体例严谨，考证详密，体⼤思精，⽂字简洁，它的问世，改变了长期以来纪传体独霸史坛的局⾯。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认为它是⼀部“天地间不可⽆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七史商榷?卷100）。《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当时及后世学者的注、考、续、仿之作不断涌现，从⽽形成为⼀种专门的“通鉴学”。

2）纪传体通史：

主要代表作是南宋郑樵撰写的《通志》⼀书。该书是继《史记》、《南史》、《北史》之后⼜⼀部纪传体通史。若仅从史料

价值、写作技巧、历史⽂学以及历史观等⽅⾯来看，《通志》远不能与《史记》相⽐．然⽽《通志》的杰出贡献在“⼆⼗略”上，“⼆⼗略”不是对过去正史书志的简单抄录，⽽是推陈出新，其中属郑樵⾸创的有“⽒族”、“六书”、“七⾳”、“都⾢”、“校雠”、“图谱”、“⾦⽯”、“昆⾍草⽊”等⼋略，它使正史的书志第⼀次达到了20个门类，从⽽⼤⼤扩展了史学研究和记载的范围。3）纪事本末体、纲⽬体：

南宋史学家袁枢苦于司马光《资治通鉴》过于浩繁，为了区别其事⽽贯通之，编成《通鉴纪事本末》⼀书，并由此创⽴了中国史学史上以历史事件为纲的新史体。这⼀史学体栽⼀⽅⾯继承了以往纪传、编年两种史体的优点，⼀⽅⾯更加突出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是历史编纂⽅法的⼀⼤发展。清代史评家章学诚称它“⽂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近代学者梁启超更是备加推祟．称它是“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后世续、仿之书很多，逐渐形成⼀

个纪事本末史书体系。该史体也因此⽽与纪传、编年并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体裁。南宋理学家兼史学家朱熹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蓝本，略更其体例⽽著《资治通鉴纲⽬》⼀书，创⽴了中国史学史上⼜⼀种新的史体——纲⽬体。这⼀史体的“纲”是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事提纲，好⽐《春秋》之“经”，既具有标题作⽤、⼜表达了作者对史事、⼈物的看法，以⼤字书写。“⽬”是对“纲”的具体叙述，好⽐《春秋》之“传”，以分注形式⼩字书写。纲⽬体有纲有⽬，条理清楚，叙事扼要、便于检阅，是⼀种通俗⽽简化的⽂体，尤其便于初学者学习历史。朱熹《资治通鉴纲⽬》书成之后，后世续仿之书很多．著名的有南宋⾦履祥《资治通鉴前编》、明代商辂《续资治通鉴纲⽬》、清代康熙年间《御批通监纲⽬)、清代乾隆年间《通鉴纲⽬三编》等。3、历史⽂献学的发展：1）疑古考辨之风兴盛

宋代史家多为疑古派，如司马光疑《孟⼦》，朱熹疑《尚书》、《春秋》、《左传》，欧阳修不信“河图洛书’”之说，等等。他们著书⽴说，疑⽽辨之，问难不已。2）⾦⽯学的产⽣

中国现存最早研究⾦⽯⽂字的专著是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现存最早研究古器物图录专著是北宋吕⼤临的《考古图》，现存最早集古器物之⼤成的专著是北宋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其它有名的⾦⽯学专著尚有南宋赵明诚的《⾦⽯录》等。4、⽅志的繁盛与⽅志学的形成：

宋徽宗赵佶，在朝廷设置专门的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主管全国的修志事宜。这是中国最早由政权设⽴的专门修志机构。汉唐时期，中国各地编撰的地⽅志总计不⾜400种，⽽有宋⼀代，就编修志书1016种，其中总志有35种。修志之风遍及今四川、浙江、江西、⼴东、江苏、⼴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陕西、河南、⽢肃、⼭西、⼭东、河北、贵州、云南、。志书种类也较前齐备，不但有全国性的总志，⽽且有路志、府志、州志、县志，还产⽣了“叙述简核”的镇志——《澉（今浙江内）⽔志》。

志书体例的完备与记载内容的丰富，是宋代⽅志发展的主要标志。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载⼊了姓⽒、⼈物，以及官爵、诗词、杂事，集中反映了这种变化，为地⽅志⼈物⽴传和采集地⽅⽂献开了先例。模仿正史，采⽤纪传体编修志书者，以周应合纂《建康志》为代表作（邸富⽣《中国⽅志学史》，⼤连海师学院出版社，

19年，51页）。中国⽅志分列图、表、志、传、考者，即源于此志。元张铉《⾄正⾦陵新志》、明雷礼《真定志》都采⽤这种体裁。⾃清中叶以后，⼤见流⾏，洪亮吉《登封县志》、章学城《湖北通志》稿、谢启昆《⼴西通志》等清代名志，也采⽤记传体。宋代⽅志学家乐史、李宗谔、朱长⽂、范成⼤、⾼似孙、罗愿、周应合等⼈，在修志实践的独创性探讨中，对⽅志的起源、性质、作⽤、体例、编纂原则和⽅法、志书内容、修志资料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并把有关理论和⽅法写在⽅志的序⽂、例⾔中。这样，在宋代形成了⼀门新兴的学科——⽅志学。这之中，以周应合的贡献为最⼤。在宋代诸多⽅志学家中，以他提出的⽅志理论最为完整。

周应合(1213—1280年)，江西武宁⼈，南宋淳祐⼗年进⼠，任实录馆修撰。景定⼆年(1261年)撰成《建康志》50卷。在卷⾸，周应合写的⼀篇《修志本末》，从组织修志机构、配备⼈才、确定修志程序、⽅志体例、征集地⽅⽂献资料，到志稿修改办法、志书作⽤，都提出了⾃⼰的见解，是⽅志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宋代名志佳作甚多、为元、明、清以来世⼈所称赞。举其⼤者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河南志》、《吴郡图经续记》、《新安志》、《三⼭志》、《吴郡志》、《剡录》、《咸淳临安志》等。5、宋代史学的范围进⼀步扩⼤：

史家记事遍考群籍，注意从稗官野史、轶闻⼩说中采择有⽤的史料．不为正经、正史所拘。上古史的研究显较前代为盛．以

经史互证的⽅法使⽤较多。民族史、地⽅史、域外史的编著受到重视，⼈物传记、杂史之书的编纂层出不穷，保存很多正史中所不载的史料、⽂⼈别集、笔记作品中也包含了⼤量史学的内容。【2】宋朝史学繁荣的原因

1、统治阶级重视史学的经世致⽤功能：这⼀时期的封建史家忧患意识强，他们⼗分关⼼国家的治乱兴衰，或褒贬史事，护持风教；或专“叙国家之盛衰，著⽣民之休戚”，以此资治。这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个重要原因。

2、在两宋时期，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了控制⼒的减弱。提供了修史的材料，也激起了学者们修史的决⼼。3、宋代租佃制的发展和农业⽣产⼯具、耕作技术等⽅⾯的改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良好的物质基础。

4、重⽂轻武国策的影响：《宋史?⽂苑传序》中有云：“⾃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时之好尚，⽽⼀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宋太祖）⾰命，⾸⽤⽂吏⽽夺武⾂之权，宋之尚⽂，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增。⾃时厥后，⼦孙相承，上之为⼈君者，⽆不典学；下之为⼈⾂者，⾃宰相以⾄令录，⽆不擢科，海内⽂⼠彬彬辈出焉。”5、宋代科举事业发达：读书⼈的队伍不断膨胀，社会上读史讲史的风⽓很浓厚，各阶层⼠民对⽂书的需求增⼤，史学受到⼴泛的重视。

6、宋代学术探讨⽓氛浓厚，学派频出，学者治学往往兼包经史⼦集：宋⼈整理旧学的范围很⼴，史家治史亦善于吸取和借鉴古代史学遗产，并强调“通变”和“独断”，注重⾃⽴新意，创⽴新说。如《宋史?选举志》所载：“⾃仁宗命郡县建学，⽽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海内⽂治彬彬矣。”甚⾄到了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都城内外，⾃有⽂武两学、宗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巷须⼀⼆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7、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刻书事业的发达。造纸业有了很⼤的发展，刻书普遍流⾏，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官⽅⼜⼗分注意书籍的校勘，并把校书同出版结合起来，构成国家的校勘⼀⼀出版系统。

8、封建⽂⼈精神⽂化需求的扩⼤。宋代由于作官的⼈越来越多，官僚机构空前庞⼤，⼤量⽆所事事，从⽽追求物质精神⽂化享受。11、新旧《唐书》、《五代史》的⽐较【1】新旧《唐书》的⽐较：1、从内容上看：

A、本纪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分之七，内容虽然简明，但删去了不少有⽤的史料；B、列传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60余传，却增加了300余传，内容显得丰富；C、《旧唐书》⽆表，《新唐书》编制了《宰相表》、《⽅镇表》等⼗五卷；D、《新唐书》创⽴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2、从史料价值上看：旧书⽐新书保存原始资料较多，但新书对旧书在某些⽅⾯也有所增补。

3、从编写体例上看：新书体例有创新，⽂字叙述较为简明，但由于新书作者⽂辞刻意求简，以“事增于前，⽂省于旧”来标榜，以致记载中出现史实不清、年代含糊之处，作者凭个⼈爱好，把原诏令奏议中的骈⽂改写成散⽂，有损原意及史料价值。【2】新旧《五代史》的⽐较

1、内容上：《新五代史》虽然在史实上对旧书有所增补，但删削更多，如旧史“本纪”61卷，⽽新书仅留12卷。

2、指导思想上：欧⽒刻意仿效《春秋》重书法，讲褒贬，忽视甚⾄歪曲史实。如他⼤搞“⼀字褒贬”，确定某些字的特殊含义

，如两相攻⽈攻，以⼤加⼩⽈伐，有罪⽈讨；天⼦亲往⽈征。然后⽤“字”去记述史事，从中表现出褒贬之意。⽽褒谁贬谁，完全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3、体例上：《旧五代史》是⼀朝⼀史，各成体系（仿《三国志》），⽽新史则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起，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

4、《新五代史》仿《史记》⽴“世家”的办法，以记⼗国之事。改“志”⽈“考”，如《司天考》（《天⽂志》）、《职⽅考》（《郡县志》）。喜⽤类传，欧⽒按⾃⼰观点，把⼈物分成⼏个类型，分别列⼊各朝的《家⼈传》、《⾂传》、《死节传》、《死事传》、《义⼉传》、《伶官传》、《宦者传》等之中。把后妃和宗室列⼊《家⼈传》，专在⼀朝做官的，列⼊这

⼀代的《⾂传》；历仕数代的⼈，列⼊《杂传》。12、评述《通鉴纪事本末》（撰写特点及其评价）

【1】特点：（1）史料完全取⾃于《资治通鉴》；（2）完全以事件为中⼼来统率历史材料；（3）灵活编排史事，有选择的进⾏摘编，只考虑历史事件的相对完整性；（4）关注乱世的历史。如全书共239个条⽬，其中三国⾄南北朝就占102⽬，⼏乎占全书之半；（5）侧重选择《通鉴》中军事、政治⽅⾯的内容；（6）特别重视汉族异族之间的关系。如⽤“叛”来概括异族不服从汉政权，“寇”概括异族发动的边事，“平”和“伐”概括汉族政权武⼒征服或驱除异族的史事等；（7）撰写中充满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2】评价：（1）开创了史书编纂学上的⼀种新体例：纪事本末体；（2）在史学眼光上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的范围，忽视社会经济和典章制度的重要作⽤；（3）《通鉴纪事本末》⾃为标题独⽴成篇，⽆法照顾同时期内各事件之间的联系，缺乏对历史的整体性了解；（4）《通鉴纪事本末》的资料全部来⾃《通鉴》，其史料价值不⼤。（5）对后世影响影响深远（仿效者著名的有）：宋杨仲良《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近⼈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明清（1840年以前）史学的特点明代史学发展的表现和特点P220

⼀⽅⾯，明代是传统史学⾛向衰微的时期，具体表现在：（1）起居注与⽇历的废除；（2）纪传体国史的停修（3）修史机构的缺略（4）实录记载的失实

（5）名家名著和创新体裁的缺乏

另⼀⽅⾯，明代的传统史学⼜呈现了⼀些新特点：（1）重视当代史事的记载（2）⽅志撰修较为普遍（3）明中期后私⼈撰史繁盛（4）庙堂史学向通俗史学过渡

原因：（1）思想⽂化控制的空前加强（⽂字狱和⼋股⽂）（2）理学浸⼊史学（3）统治者不重视

13、简述明代史馆的管理制度

【1】⼈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事制度是⼀种松散⽽临时的制度。⼊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第⼆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机构的,如詹事府、春坊、国⼦监、司经局、光禄寺、

太常寺、⼤理寺等各衙门的,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如知州、知县、王府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馆中。【2】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的财务权,所需办公⽤品都实⾏供给制。【3】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般是不准闲杂⼈员随便出⼊的。【4】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则进⾏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5】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的需要,设⽴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政治监督；业务上设⽴正副总裁,由内阁辅⾂和翰林院学⼠充任,进⾏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催纂加以督促,此后⼜有校正官进⾏⽂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缮写。【6】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部史书都要实⾏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14、明代史学的特点及评价

【1】特点：以正德、嘉靖为界，明代史学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个时期，正值极端严酷的⽂化奉⾏最⼒之时，史学领域⼀派肃杀，除组织纂修《元史》等⼏部官书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成果可⾔。明中叶以后，相对宽松的政治⽂化⽓候的出现，使得私⼈撰史之风兴起，这成为明代史学的⼀⼤转机,不过，这个转机是有限的，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个历史事实:有明⼀代在史学上的成就是不⾼的，中国封建史学在明朝呈衰微之势，其主要表现是:（1）、没有出现新体裁的史学著作;（2）、原有史学体裁的续继与重撰，少有⼗分出⾊的著作;（3）、封建主义的暴虐和⼲预造成了官修史书中某些记载的严重失实及重⼤遗漏;（4）、理学末流影响下的明代史学，也摆脱不了“空疏”之风，不少著作辗转相抄，难以征信。

【2】评价：明代史学⼀向不被研究者重视，很少有⼈对这⼀时代的史学作出系统料理和全⾯评价。但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及中国封建⽂化发展成熟的明代，毕竟还是给后⼈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特别是晚明史学中出现的⼀些新⽓象，诸如对当代史的关注、经史考证的提倡等，都对清代史学的繁荣有开启性的影响。15、《元史》编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造就质量不⾼的原因

【1】存在的问题:(1)未能反映出元朝历史的全貌：全书详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的史事。（2）没能充分利⽤史料：如《元朝秘史》(3)编次失当，相互⽭盾。(4)⼈名、地名的汉译多不统⼀，由此致误者甚多。

【2】质量不⾼的原因：○1朱元璋应负主要责任。名义上是宋濂、王祎为总裁，实际上朱元璋是“真正总裁”。○2写作班⼦不合理。修史应有名家、专家参与，但像陶宗仪、叶⼦奇等熟悉元朝掌故之⼈未能参与史局。○3语⾔的障碍。元朝通⾏⽂字是蒙古语，不少史书如《脱⼘⾚颜》（国史）是⽤蒙⽂写成的。16、以《藏书》为个例，试析李贽的史学思想

《藏书》的材料主要摘⾃历代正史和《通鉴》等书。载录了战国⾄元末的历史⼈物约800名；《续藏书》取材于明代传记和⽂集，载录了神宗以前明代⼈物400名。他主张不以孔⼦之是⾮为是⾮，要“⼀切断以⼰意”，并提出了⼀些新的标准：

1、肯定统⼀国家者：他肯定秦始皇“混⼀诸侯”，是“千古⼀帝”。他认为曹操有“平天下”之功，称他是“真知⼈，真爱才，真英雄”。他称汉武帝是“英明之主”，唐太宗是“英主”，宋太祖为“圣主”。2、肯定实⾏变⾰富国利民之⼠：他赞扬李悝“取有余⽽补不⾜”的做法，“⾏之魏国，国以富强”；他称秦孝公“⽤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诸侯亲服”。

3、敢于打破“忠⾂不事⼆主”论。如对蜀谯周和五代冯道的评价。谯周降魏，冯道“历四姓，事⼀⼗⼆君，并耶律契丹”，历来为⼈所不齿。但李贽却认为，他俩在“有刘禅之昏庸、五季之沦陷”的情况下，做出另投新主的选择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百姓因此能“卒免锋镝之苦者”。李贽史学思想：（1）强调经世的治史⽬的

其⼀，他为从国家统⼀⾓度记载历史提供了⽅便：由于将本纪、世家⼆体相合，所以史书中不再存在以往争论不休的所谓“正统”问题。战国七雄可与东、西⼆周并列⼊世纪；三国魏、蜀、吴，南北朝各割据政权，全都可列⼊世纪。“世家”既有“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意，那么列⼊时期的割据政权，就没有什么不妥。

其⼆，有利于表彰历代为推动历史前进作贡献的“圣主”、“贤主”：由于世纪⼀体并不要求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各代帝王事迹，所以李贽从“圣主不世出，贤主不恒有……圣主难逢⽽贤主难遇”的认识出发，有选择地列出“圣主”、“贤主”，不惜笔墨地宣扬他们的事迹，⽽对那些庸主、暴君只附记⼀笔。如秦主要记秦始皇，西汉主要记汉⾼、汉⽂、汉武、汉昭、汉宣帝，东汉主要记光武帝、汉明帝。（2）“经史⼀物”与据事直书的精神

经史⼀物也。史⽽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鉴后世乎？经⽽不史，则为说⽩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经，春秋⼀时之史也。《诗经》、《书经》，⼆帝三王以来之史也。⽽《易经》则⼜⽰⼈以经之所⾃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藏书》卷五《经史相为表⾥》)（3）灵活、求实的史论特⾊

⼈之是⾮，初⽆定质，⼈之是⾮⼈也，亦⽆定论。⽆定质，则此是彼⾮并育⽽不相害；⽆定论，则是此⾮彼亦并⾏⽽不相悖矣……前三代，吾⽆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独⽆是⾮者，岂其⼈⽆是⾮哉？咸以孔⼦是⾮为是⾮，故未尝有是⾮⽿……夫是⾮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矣，昨⽇是⽽今⽇⾮矣，今⽇⾮⽽后⽇⼜是矣，虽使孔⼦复⽣于今，⼜不知作如何⾮是也，⽽可遽以定本⾏赏罚哉？(《藏书》卷⾸《世纪列传总⽬前论》)

其⼀，“原情论势”的史论态度：李贽曾讲：“古今⼈情⼀也，古今天下事势⼀也。某也从少⾄⽼，原情论势，不见有⼀⼈同者，故每每惊讶……⼤概读书⾷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焚书》卷五《蜻蛉谣》)

其⼆，讲求实效的史评标准：“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卷三《定陵庵记》)，这是李贽评价历史的重要标准。他曾讲：“⾔⼀有先⾏之⾔，有可⾏之⾔，⼜有当⾏之⾔。吾尝以此三者定君⼦之是⾮。” (卷三《先⾏录》)

明代张居正改⾰最终失败了，但李贽对他仍持肯定态度。他称赞张居正是“⼤有功于社稷者”(卷三《何⼼隐论》)，“⾮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之名以⾃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是宰相之杰”(《焚书》卷⼀《答邓明府》)

其三，⽴⾜“民本”的⼈物评论：战国时期，秦灭六国⽽齐最后亡。当时齐王建“事秦谨”，齐⼜在“东海边上，秦⽇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救于秦，以故王建⽴四⼗余年不受兵”。五国既亡，秦攻齐，齐不战⽽降，齐王建被饿死。历来史家都⽤⼀句：“齐⼈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听好⼈宾客以亡其国”。

李贽所着眼的⾓度却不同，他说:：齐之亡甚⽆谓，齐王建饿得亦甚可怜。然如建者，不死中甚⽤也？饿死⼀⽆⽤痴汉，⽽可全活数⼗百⼈，犹且为之，况全齐百万⽣灵乎？⼲⼽不格且四⼗年，战国之民，齐何独幸与？夫天之⽴君，本以为民尔。由此观之，虽谓建有⼤功于民亦可。(《藏书》卷⼀《九国兵争·⽥齐》)17、简评《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是黄⽒代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部完整的学术史料专著。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成⽴了19个学案。其编次的顺序是：每⼀学案前，附有⼩序⼀篇。

梁启超认为“中国⼈完善的学术史，⾃梨州之著学案始。”并且说“《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学史的⼈，对于他的组织虽有些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余少年读黄梨洲《明儒学案》，爱其⽹罗详备，条理明晰，认为有明⼀代之学术史，⽆过此矣。中年以后，颇亦涉猎各家原集，乃时撼黄⽒取舍之未当，并于每⼀家之学术渊源，及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指点未臻确切。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意⽓之争。……故其晚年所为学案，已仅可为治明代儒学者之⼀必要参考书⽽⽌。”（《钱宾四先⽣全集》第21册）《明儒学案》以王阳明学派为主流，兼述各家学派，“记载明代⼆百多名学者的事迹⾔论和学术思想，是⼀部系统总结有明⼀代学术发展演变状况的断代学术思想专著。”（《⽩寿彝《中国通史》冯友兰先⽣认为“《明儒学案》虽也有断代之名，但实际上是明代⼼学的发展史”，“《明儒学案》哲学多于史学”。

1、从体例看，每个学案都是先置有师承关系表，再列出学者⼩传，然后摘引其语录，并对其⼈所处时代背景，⽣平经历、学术成就，主要学说等加以介绍和评说。2、《明儒学案》在学案体上的价值，学案体不同于以往纪传体、编年体、纪传本末体与会要体的地⽅，那就是以记载学术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3、编著《明儒学案》的原因及⽬的，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是为了表彰王学，并为有明⼀代阳明学树⽴谱系。18、简评乾嘉史学兴起的原因

1、清廷⾼压为。清朝统治者实⾏残酷的民族⾼压和反动的⽂化，屡兴⽂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

2、⼀⽅⾯汉代学者的整理⽂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另⼀⽅⾯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

3、⽂字狱与考据之间并⽆必然联系，⽽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化的⼤⼒倡导是乾嘉学派产⽣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4、历史原因。具体有三点：第⼀，宋元以来的唯⼼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的学术⼯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法给乾嘉学派输⼊了新鲜⾎液。第四，封建学术内在⽭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字狱和统治者的关⼼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封建学术内在⽭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5、四库全书馆对考据学⼈才的奖拔。6、科举选⼠对考据⼈才的重视。

19、试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

11-14年，梁启超在万⽊草堂学习时期，是其史学思想最早的酝酿时期。18-1916年，梁启超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的史学思想基础上，进⼀步批判封建史学，在吸取西⽅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较系统的论述了新史学的理论观点，基本上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1917年底——20年代初，梁启超的史学才趋于成熟。《中国历史研究法》⽐较集中的反映了他的后期史学思想。前期以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代表，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及科学的史学;后期以欧战后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放弃了进化史观，转⽽重视历史⽂化的特殊性。

【1】史学思想：1、第⼀，具有“科学史学”观。其⼀，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之史学。其⼆，科学的治史⽅法。具体地说，就是先定专题，然后搜集材料，纵横联系，分析重点，探索⼼理和物质条件及其局限，观察必然和偶然。对史料主张“求备求确”，认为这是今⽇史学之出发点。其三，“科学”的治史精神，坚持以弘扬民族⽂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为⼰任。2、指出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对⽴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叙⼈间⼀⼆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不过⼀⼈⼀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既国民全部之经历极其相互之关系。”梁启超⼜从西⽅国史的观点，批评旧史⽈：“知有个⼈⽽不知有群体”。他虽然强调群体，但并不贬低个⼈在历史上的作⽤，甚⾄很重视，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历史”，不亚于19世纪名家卡莱尔所谓史与⼈不可分，⽽史之基乃⼤⼈物的历史。3、提出撰写现代专史的蓝图。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特别标出五种专史的写作，其中所谓“⼈的专史”就是历史传记。梁⽒所分的其它四种专史为“事的专史”、“⽂物的专史”、“地⽅的专史”、“断代的专史”。

【2】贡献：（1）其⼀，是引⼊西⽅有关史学的概念与⽅法到中国。其⼆，是以西⽅史学为基准，促使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2）第⼀，对孔⼦和儒家思想重新作了评价，初步打破了儒家独占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局⾯。第⼆，注意对时代思潮的研究。第三，注意对中西哲学和⽂明差异的⽐较、研究。（3）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新史学在中国的建⽴扫清了道路，客观上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建⽴创造了某些条件。（4）梁启超融合乾嘉考据⽅法、东洋微观研究⽅法和西洋客观研究⽅法的长处，在此基础上创⽴了⼀种学不分古今，亦⽆分中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史料辨析与理论阐释融为⼀体的贯通法。

20、简述顾颉刚“古史层累地成的中国古史”说

（1）主要内容：○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物愈放愈⼤”；○3我们”不能知道某⼀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情况。（2）意义和影响：○1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作为⼀场“古史学⾰命”，在学术⽅⾯具有⽆可⽐拟的的作⽤与意义，给中国古史学界带来了⼀场⾰命性的震荡。○2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是对中国传统疑古思想的集⼤成，认为传统的古史系统是不断累造和层累形成的，没有把⼆皇五帝作为信仰的对象，⽽是作为研究的对象，那就使他们失掉在历史上的地位，使得过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统从接样处解散开来。使得上古史事之间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也使得传统史学的视野、⽅法及⽬标有了改变，资料与资料之间有全新的关系。○3顾颉刚通过运⽤“古史层累说”拆毁了旧的古史系统，剥去了附在先秦典籍上的“圣道⼟功”，将整个传统社会的道德学说与价值观念置于被怀疑之境地，这对旧的道德体系和思维模式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4“古史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先，从影响的⼴度上看，顾颇刚“古史层累说”对⼗中国古史研究之影响，表现在史学观念、治史精神和态度、治史⽅法和领域等⽅⽅⾯⾯。其次，从影响的深度来看，研究者们⽆论是否同意顾领刚的“古史层累说”，都不免受其疑古学说之影响。远古传说

（1）远古传说：即有⽂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们的历史意识的反映。远古传说主要是有关⽒族社会⾥的英雄⼈物的故事。

（2）远古传说的内容：关于⼈类起源和⾃⼰祖先、⽒族由来的传说；关于⼈类与⾃然进⾏⽃争、在⽣产中取得成功的故事；关于原始⽒族、部落间战争的故事。

（3）远古传说的特点：传说中的⼈物都被神化；传说中的英雄都是不脱离⽣产和为公谋利的⼈物；在对待⾃然和⼈类⾃⾝关系上相信⼈⼒可以征服⾃然，也是对⾃然的⼀种迷信或崇拜。

（4）远古传说在史学上的价值：远古传说不仅反映了当时⽒族社会⼈们的历史意识，⽽且保存了⼀定的真实的历史内容；经过后⼈整理加⼯⽤⽂字记载下来的远古传说成为历史学家们探索、揭⽰先民初始时期社会历史风貌的重要资料；远古传说中反映的⼈对于⾃然、社会、神、和⼈及其互相关系的原始意识，影响了后世⽂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风貌。地⽅史志（《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性质、意义）地⽅志是中国特有的以地域为记载中⼼的综合性著述。

它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1 ）地⽅性强；（2 ）内容⼴泛；（3 ）资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4 ）在编撰体例上，它遵循“分纲列⽬，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写始末”的原则。它是⼀种综合性体裁的作品。

意义与价值：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资料，也为旅游事业服务；可补正史之不⾜；保存⼤量科技史资料.战国时期的史学发展情况（从史学著作、诸⼦的历史观、诸⼦的关于历史的⾔论等⽅⾯谈）

答：战国时期，私⼈撰述进⼀步发展，产⽣了代表先秦史学的最⾼成就的完备的编年体巨著——《左传》。此外，出现了多种历史撰述，涌现了⼤量的私⼈撰述的史书。其中，《左传》在内容上重视民族关系的记载，以史实疏证春秋，它突破了春秋只记事不记⾔的框框，事⾔相兼.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最主要史料之⼀，《左传》中体现了作者同情⼈民，揭露上层，“重⼈事，轻⿁神”的进步思想倾向。《国语》采取分国记⾔的⽅式记录了⼤量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论、政治见解、历史见解，同《左传》⼀样发展了“重⼈事轻⿁神”的思想。辑录战国时期史事的《战国

策》、《战国纵横家书》着重对历史⼈物及其⾔论以显⽰⼈物的精神及思想变化；《⽵书纪年》、《世本》已然具备了萌芽形态的通史性质的撰述的特征；《⼭海经》等地理志对研究⾃然科学史和中国原始社会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陆贾、司马迁、贾谊、班固、刘向⽗⼦等⼈的史学思想、贡献及对其的分类（1）汉初学者对历史兴衰的观点陆贾的史学思想

刘邦即位之初，重武⼒、轻诗书，以“居马上得天下”⾃矜，陆贾乃建议重视儒学，“⾏仁义，法先圣”，提出“逆取顺守，⽂武并⽤”的统治⽅略，遂受命总结秦朝灭亡及历史上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共著⽂12篇，每奏⼀篇，⾼祖⽆不称善，故名其书为《新语》。哲学上提出宇宙万物都是“天地相承，⽓感相应⽽成者”，反对神仙迷信思想，但也有圣⼈“承天诛恶”和天⼈感应的神秘思想。后⼈称《新语》开启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贾谊的史学思想

受陆贾思想影响的贾谊深刻的认识到政治成败、⼈⼼向背的重要性，为了对秦亡的教训进⾏总结，他以过秦为题写了三篇史论，提出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贾谊对下层民众的处境⼗分关⼼，对当时的社会⽭盾体察特别敏感。后世的司马迁在写秦汉史时也受到了贾谊思想的影响。（2）司马迁的史学思想P36

“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家之⾔”，这是其写《史记》的宏伟⽬的，也表明了其进步的历史观；重视⼈在历史上的作⽤；重视⽤社会经济⽣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3）西汉末年的史学家的思想刘向⽗⼦的史学思想

刘向⽗⼦的史学思想存在很⼤的⽭盾性，⼀⽅⾯两⼈重视学术⽂化本⾝的发展，另⼀⽅⾯两⼈的史学思想深受西汉末年兴起的谶纬迷信思想的的影响，突出的宣扬阴阳五⾏说，为政治服务，⼤⼤助长了两汉之际神秘主义思潮的泛滥。⽗⼦⼆⼈的政治⽴场不⼀，其⽐附的迷信说法也⼤相径庭。（4）东汉班固的思想

班固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封建统治的阴暗⾯，他对于⼀些历史问题的阐述，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见解，但由于当时谶纬之学的盛⾏，处在封建主义思想控制之下，班固的史学思想⾥还宣扬“天⼈感应”的神学史观、宣扬⼈性分为“三品”的唯⼼观点（上智、中⼈、愚⼈），此外他的思想中还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甲⾻、⼘辞、⾦⽂的关系(P5页)

甲⾻⽂⼜称契⽂或⼘辞，是⼀种契刻在龟甲或兽⾻上的⽂字，是殷周奴⾪主、贵族贞⼘的记录。在甲⾻⽂（⼘辞）出现后，⼜出现了⾦⽂，⾦⽂是于殷商晚年出现的铸造或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称作“钟⿍⽂”或“彝铭”⾦⽂。从⼘辞（甲⾻⽂）到⾦⽂，反映了⽂字记载由简⽽繁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历史记载从不⾃觉到初步有了⾃觉意识的发展过程。⼘辞、⾦⽂在表述形式上，也表现出历史记载的萌芽状态，⼘辞有了形式略具的简单记事，⾦⽂较之⼘辞显得更为丰富。《读史⽅舆纪要》的著述特点

其书体例，前有总序，此幅地图，再列正⽂，⾃传纲要，⾃为之注，全书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以政治、军事为主，详记全国各地⼭川险易、古今⽤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等，全⾯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舆地沿⾰的历史。历史与地理结合；注重地理与军事的关系；注重地利与⼈为的衡量。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

“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理想抱负，志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上”；“致⽤”的内涵是“学⽤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下”。

它是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问题⽅案的治学⽅法。⼜称经世致⽤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段，从中发挥⾃⼰的社会政治见解，并⽤于社会改⾰。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的⾦华学派提倡经世致⽤，主张治经史以致⽤，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性命理的空疏之学。

明末清初，经世致⽤之学⼤兴，形成了⼀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的灾难，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案，提出了⼀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表现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和同情。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股时⽂，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的有⽤⼈才。

清末，封建的清⽆能，帝国主义的侵略⽇益加深，国家⾯临着⽣死存亡的严重局⾯。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物是魏源、龚⾃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经学为主⼲，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义”发挥⾃⼰社会改⾰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以下是⼀些引⽤:“经世致⽤”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种⽂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性，即由⽂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任，以王者之师⾃居，试图通过“格君⼼之⾮”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重新建⽴统⼀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主要是建构⼀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

到了晚清，由于西⽅国象的压迫，也由于西⽅⽂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们才⼜重新张扬“经世致⽤”的⼝号，⽽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差别。这时的“经世致⽤”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化与西⽅⽂化的交融中寻找⼀条救国⾃强之路。2、简述司马迁的史学成。

1）定奠了通史的规模。通史应包括三⽅⾯：时间通、地域通、内容通。2）创⽴了完备的纪传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相互配合，形成⼀个完整的体系，从⽽形成⼀种完备⽽严密的史体——纪传体。

3）⼴泛记载了各种历史⼈物。司马迁除记政治、经济⼈物外，还记了哲学家、⽂学家、游侠刺客、农民领袖等。

4）记载了边境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皆有记载。对外国史如越南、朝鲜等也有记载。

5）在⽂学上有重要价值，⽂章⽣动，启发兴趣。司马迁将史学和⽂学两者结合并统⼀起来，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物形象。

6）适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汉武帝时期汉朝是空前强盛的统⼀⼤帝国，如此⼤帝国需要⼀部通史，《史记》则完全适应此需要。

6）建⽴了史学独⽴地位。⾃司马迁修成《史记》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试论司马迁的史学贡献和治史特点史学贡献：

1、定奠了通史的规模。《史记》是第⼀部中国通史，通史应该包括时间通、地域通和内容通。

2、创⽴了完备的纪传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组成。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部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从⽽形成⼀种完备⽽严密的史体——纪传体。

3、⼴泛记载了各种历史⼈物。他不分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是看在当时的影响和成就。司马迁除记政治、经济、⼈物外，还记了哲学家、医学家、⼤商⼈、游侠刺客、算卦的、农民领袖等等。4、记载了边境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皆有记载，对外国史如越南、朝鲜等也有记载。

5、在⽂学上有重要价值。司马迁能抓住⽂学的特点，⽂笔优美，通过种种艺术加⼯，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物典型，使史学、⽂学两者结合并统⼀起来。6、适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汉武帝时期汉朝是空前强盛的统⼀⼤帝国，政治、经济、⽂化都空前发展。如此⼤帝国需要⼀部通史，《史记》则完全适应此需要。

7、建⽴了史学独⽴地位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的独⽴地位的。⾃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从⽽使史学独⽴出来。饮⽔思源，这⼀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治史特点：

1、全⾯搜集⽂字资料.

读了诸⼦百家的⽂章，⼤部分可见的⽂字资料他都收集了。

2、实地考察。对各地物产记得全⾯⽽具体，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的。所记⼭川形势，许多也经过考察，写战争地理许多也是经考察的。

3、亲⾝访问。特别是汉初的许多⼈物都是经亲⾃访问所得，如韩信传等。许多刺客游侠、演员等社会下层⼈物在当时是不会记载的，所以也得亲⾝访问。

4、慎重取舍。不可信的不取，不重要的不取，对有些材料有怀疑难以断定的，则“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司马迁对于史料的取舍和考辨奉⾏的两个主要原则：“考信于六艺”和“择其⾔尤雅者”。4、简述《后汉书》的体例、成书及编纂特点。体例：

《后汉书》记⾃汉光武帝建武元年，⾄献帝建安⼆⼗五年，记载了东汉⼀百九⼗六年的历史。全书共计120卷，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著书计划及中挫：

范晔计划全书有⼗纪、⼗志、⼋⼗列传。⾄范晔被捕，只完成纪、传部分。⼗志委谢俨。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其志今阙。”梁刘昭为范书作注时，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志，“注以补之”。《后汉书》的编纂特点

1）设⽴突出时代特点的“类传”。他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苑》、《独⾏》、《逸民》、《⽅术》、《列⼥》等7种新的类传。2）重“论赞”。范晔观点鲜明，褒贬⼀语见，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表彰刚正，贬斥奸恶⽽嘲笑昏庸，

3）⽂字组织做到“疏⽽不漏”。其⽂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物塑造的⼀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运⽤的骈俪化与韵律感、⾏⽂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5、简述唐代史馆及其优劣得失。史馆制度：

贞观三年，于禁中建常设修史机构－－史馆，以修国史。唐⾼宗以后，史馆⼈员的名称、编制逐渐明确。唐代史馆制度⼤致包括史官、监修制度、史料征集制度。史官为，分⼯负责史书的修撰⼯作，保证史书的修撰速度。唐代史馆史官分为两个层次，⼀是史馆修撰，⼀是直史馆。优点：

1）唐朝史馆的设置，⼤⼤推动和促进了唐朝史学的发展。

2）史官制度使历史记载⼀代⼀代地接续下来，使历朝史料得以保留下来。3）可以集中⼈⼒、财⼒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开馆修史，能够集众家之长；

4）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局限：

1）⼈浮于事，各不相下，“每欲记⼀事，载⼀⾔，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因俸禄优厚，各种⼈混迹于史馆之中，效率低下。

2）监修者众，史官⽆所适从。由于朝廷对史学的控制，史家的进步史识和⾃由思想必然受到严重的桎梏。

3）难以直书。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和史官的阶级局限，必然造成历史记载存在⼤量的夸饰、隐讳和失实。

4）监修多⽆能之辈,不能贯彻修史宗旨，监修不当，铨配⽆法，会造成修史责任不专，严重影响史馆修史的效率和质量。

5）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史官掌管的范围只限于官府的材料，⽽且史官未见得就有史才、史学，所以质量未见得就⾼。

6）历代官修正史的体裁形式，其总体格局也是代代相因，缺乏创造。

试⽐较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在纂修动机、编纂体例、史学思想等⽅⾯的异同。⼀、纂修动机

相同点：⼆者都是承继⽗志。不同点：

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继承《春秋》精神；肩负史家职责；亦欲以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家之⾔。班固《汉书》：为了踵继《史记》，班彪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后传”(列传)六⼗五篇；歌颂汉朝功德。⼆、编纂体例

相同点：⼆者都是纪传体史书。不同点：

《史记》是我国第⼀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黄帝，下⾄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汉书》则是我国第⼀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的是西汉始末。班固取材于《史记》⽽并⾮完全照搬，承袭《史记》⽽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世家⼀律编⼊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些史书沿袭下来。

1）《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量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2）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和内容作了调整。《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志》、《地理志》、《艺⽂志》。3）《汉书》开辟了⼀些新的领域，扩⼤了史学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

三、史学思想

1）《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史记》浓厚。司马迁的思想是“论⼤道则先黄⽼⽽后《六经》”，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其思想中有批判精神，再加上⾃⾝的遭遇，就更增添了司马迁的反抗性。⽽班固则恪守儒家正统观念，缺乏司马迁那种深刻的认识和批判精神，往往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物，封建正统观念⽐较浓厚，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笔端精神则迥异。

2）《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3）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班固所谓“欲寡⽽事节，财⾜⽽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刘知⼏的《史通》（史学思想、“六家⼆起”、“史家三长”）《史通》的特点

1）评论有据。每篇都有实例，都是从读书中总结出来的。

2）兼指得失，对任何史家史书都不感情⽤事，对班固和司马迁的缺点也不忌讳，对公认的坏的史书也指出其优缺点。

3）批评尖锐，对许多史家不真实的记载史实痛斥，骂⼀些⼈为“奸贼”“凶⼈”。4）主张明确。不仅评论别⼈，还要提出⾃⼰的主张。《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1）关于史书内容。要求避免“四烦”，“五志三科”是刘知⼏对史书内容的把握。五志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三科为：叙沿⾰、明罪恶、旌怪异。

2）关于撰述⽅法。刘知⼏强调辩证的采撰观。“博采”是基础，⽆博采便⽆善择；“善择”是关键，⽆善择就难以写出信史来。

3）关于体裁体例。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向：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对编年、纪传⼆体短长进⾏剖析：多列专篇论述纪传体。

4）关于史学功⽤。史学对于学术与社会具有重要功⽤。⼀⽅⾯起到传播知识的作⽤，另⼀⽅⾯起到“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的伦理教化作⽤。5）关于撰述原则，刘知⼏贵直贱曲。直书要求史家既要能摆脱权贵⼲扰，独⽴撰史，还要摆脱个⼈主观情感的⼲扰，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

6）关于⽂字表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叙事之⼯者，以简要为主。”“略⼩存⼤，举重明轻，⼀⾔⽽巨细咸该，⽚语⽽洪纤靡漏”。7）总结史官制度的发展，指出唐代设馆修史的弊病。政治伦理思想：1. 孔⼦观

1）孔⼦是刘知⼏⽴⾝⾏事的光辉榜样。

2）刘知⼏对孔⼦的学术和思想，尤其是对孔⼦的史学事业，曾给予⾼度的评价。3）刘知⼏还从史意、史法上⼤⼒肯定孔⼦及其儒家经典的成就。4）在具体的史法上，刘知⼏对孔⼦及儒家经典更是多⽅赞扬。他特别表彰儒家经典在叙事⽅⾯的成就。

5）总之，从写史宗旨到史书价值，从内容到形式，对儒家经典都做了充分肯定。由此不难看出，刘知⼏是⼀个典型的孔⼦学说和儒家思想的继承者。2. 对儒家政治伦理观的认识

刘知⼏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信奉者和贯彻者，他所信奉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其核⼼是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和规范。1）儒学是史学的灵魂。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刘知⼏进⾏历史评论的是⾮标准和价值尺度。表现在对历史⼈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上，也表现在对史学编撰的要求上。

2）史家的责任在于彰善瘴恶。这是实现儒家王道⼈伦理想的实际⾏动。刘知⼏⾮常重视史家⾃⾝素质的修养，其中特别强调史家的道德修养。这实际上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中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贯彻。简述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可以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规定为：

（⼀）历史编纂学历史编纂学是怎样编写历史的学问。涉及到史书编纂的内容、形式和⽂字表述等。

（⼆）历史观历史观是对历史的总的看法，回答诸如⼈类社会的性质、社会是否发展进步、社会发展的动⼒等等⼀系列根本性问题。严格地说，历史观即历史哲学，属于哲学与哲学史的范畴。历史观分⼆种，唯⼼史观和唯物史观。

（三）史学思想史学思想是对历史学本⾝的⼀种认识，回答历史学的性质、作⽤、治史⽬的以及与此相应的⽅问题，但不应与历史观混同。（四）治史⽅法每个⼈的主客观条件不同，所以治史⽅法不同。⽅法不能硬搬，但可受启发。

(五)史学评论也叫史学批评，是指⼈们对史家、史书或某⼀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如：对历史著述进⾏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低等⽅⾯的判断和论证。

（六）史官制度史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史学现象，殷朝以来就有了史官，周时史官分⼯已经很明确，唐朝开始有了史馆制度。史官制度对中国的史学发展有很⼤关系，它使历朝史料得以保留下来。4.陈寿史才主要表现在哪些⽅⾯？

陈寿本三国蜀⼈，蜀灭后到晋朝做史官，他对⽂学和历史都有研究。西晋统⼀后，他把三国史料融在⼀起写成了《三国志》。

(1)西晋统⼀后，陈寿把三国史料融在⼀起写了《三国志》，这是唯⼀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保存⾄今的著作。(2)陈寿《三国志》总的特点是简略，其取材谨严，所记绝⼤部分是可信的，他舍弃了许多不可靠的材料。(3)陈寿在写作《三国志》时⽂字简练、有条理。“时⼈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4）主张修史要“劝善益治”。时⼈称《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这正是陈寿的修史⽬的。劝诫既有对君主的，也有对⾂民的。如《诸葛亮传》中的出师表就是对刘后主刘禅的劝诫。（5）陈寿著《三国志》时编撰体例上既体现尊魏，有显⽰了三分天下的事实。其以三国之史并列，分署《魏书》、《蜀书》、《吴书》。

《三国志》的编纂⽅法和史学思想

①不以封建王朝为断限，总揽全局，为魏、吴、蜀三国写⼀书。它虽是写魏吴蜀三国之史，着眼点却是东汉末年黄⼱后直⾄晋灭吴这⼀整个历史时期。其中为三国各⽴⼀书，更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种创新。

②⼴泛地运⽤了带叙法来尽量反映时代全貌。《三国志》仅有纪、传，⽽⽆表、志。纪、传⼜⼤都简略。

③始创朝代⿍⾰“回护之法”，成为此后各朝国史写⿍⾰之永式。其中如为司马懿讳败夸胜，为有功于晋者饰短增美，是《三国志》失实之笔，但只是个别现象，是不得已⽽作回护，总体上《三国志》利⽤曲笔讳饰，曲折地反映了历史的。

④⽂笔简洁，⼈物飞动，栩栩如⽣。《三国志》在历史⽂学⽅⾯也有很⾼的成就。它常⽤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物。

⑤封建正统思想⽐较淡薄，热中于品第⼈物。由陈寿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时代特点，使《三国志》的重⼼在论载⼠⼈的品⾏器度和为⼈处世的经验教训，甚⾄还把⼈物的才⼲智略，作为事业成败的唯⼀原因，但封建正统思想⽐较淡薄，重史实，⽽轻名分。荀悦的《汉纪》史学思想

1、天⼈关系上的神意天命史观

（1）《汉纪》遍载西汉灾祥。占全书九分之⼀⽂字，记灾祥怪异和阴德报应、相命、望⽓、⼘筮之灵，⽽且灾异之中，⼜是记“灾”⽐较简单，记“异”不厌其详，并附以天⼈感应的解说，这是部分内容的封建糟粕。

（2）⾃创天⼈三势说，“三势”皆由天定。认为举⼏世间事物，统统处于三种态势：“夫事物之性，有⾃然⽽成者，有待⼈事⽽成、失⼈事⽽不成者，有虽加⼈事终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不然。”⽽这“三势”，都出于上天的安排。

（3）宣扬汉王朝正统论。在东汉皇朝将彻底灭亡的时候，仍宣扬和论证“圣汉统天”，强调了⾮命谋叛，必遭天罚，并在记事系时上，⾃始⾄终，皆⽤汉的年号，⽽不⽤秦朝和新莽的年号。2、“综往昭来”的鉴戒史观。

（1）“⽴典五志”的写史标准。为了“综往昭来”，提出写史应达到的五条标准：“夫⽴典有五志焉：⼀⽈达道义，⼆⽈彰法式，三⽇通古今，四⽈着功勋，五⽈表贤能”。并贯彻“五志”，使《汉纪》成为⼀部⾛向统治者“参得失”、“⼴视听”的历史教科书。

（2）“极为治之本，尽君⾂之义”的写史⽬的。所谓“尽君⾂之义”，就是阐发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探讨⼀种理想的君⾂关系。所谓“极为治之本”，就是探讨统治⼈民之术，总结统治⼈民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君主必须“为民”的思想。

3、“应变济时”的历史变易思想。反对固守祖宗旧典，主张“古今异制，损益随时”，⼀切具体的制度和，都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变化。

荀悦⾃觉地把写史同封建政治结合起来，公开宣称写史的宗旨并明确规定了写史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反映了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为封建正统史观的巩固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汉纪》的地位与影响

荀悦《汉纪》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产⽣过深远的影响。

1、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史的空前发展

编年体本是我国史书最古⽼的体例，但在魏晋之前尚未完善。荀悦写成《汉纪》，使编年体椎陈出新，适应于记述封建皇朝的兴哀，以总结封建政治的成败，使编年体成了可以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种史体。在《汉纪》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间，编年史取得了长⾜的进展，差不多每个皇朝都分别有⼀部、⼏部乃⾄⼗多部编年史书写其历史。2、密切了史学同封建政治的关系，使编年史成为封建统治的⼀种⼯具

⾃东汉以后的编年史书，都象《汉纪》⼀样，⼀⽅⾯严格贯彻向帝王提供史鉴的著述宗旨，⼀⽅⾯极⼒维护皇权，以为现实的封建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