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并做好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准备工作，以适时积极申报。第四，在充分进行考古勘探与发 掘的基础上，委托科研单位，根据遗址保护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墓地长远保护规划和具体保护方案， 待规划审批后逐步实施。这个《后续考古工作计划》是科学的、有益的、可行的，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和 推动它的实施。 曹操高陵的考古确认与释疑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今天有机会参加中国秦汉史学会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很高兴。感谢李凭会长 的盛情邀请。因为参加“曹操高陵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我发表了一些学术意见．在社会上引起一些 人的质疑。我这里想就安阳西高穴二号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的考古学确认过程、科学依据、认知逻辑谈 些意见，并就一些对曹操高陵考古确认的部分“质疑”作以释疑。 古代墓葬的考古研究，首先要解决墓葬时代与等级（或规格）问题，如果考古发现资料具备，还有 必要进一步探讨墓葬的墓主。对新的考古资料认识要从已知作为出发点探讨未知。其中对比研究是考古 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安阳西高穴大墓由南北排列的两座墓组成，一号墓居北，二号墓位南。汉代大型墓葬排列规律，一 般是南：ｔＬ￣ＩＥ！Ｎ的二墓，南墓为主墓；东西排列的二墓，西墓为主墓。西高穴大墓为南北排列的两座墓， 其中南部的二号墓应为主墓。再从已经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来看，西高穴大墓中的一、二号墓规模，后 者大于前者。据此，又可进一步判定西高穴大墓的二号墓应为主墓。二号墓为“甲”字形墓，由一条斜 坡墓道和前室、后室及４个侧室构成，属于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室墓。斜坡墓道长３９．５米、宽９．８米，墓 道最深处距地表１５米，墓道两壁各有７个台阶，由上向下，逐级内收。墓室墓圹东边宽２２米、西边宽 １９．５米，东西长２２米。墓门宽１．９５米，高３．０２米，墓门为石门，其外有３层封门砖，墓门顶部砖券。 墓室有前室与后室，二室平面均近方形，边长约３．８米，四角攒尖顶。前室与后室南北两侧各设置一个 侧室，侧室平面均为长方形。后室西部与其南、北侧室各有一葬具遗迹或遗存。墓室石板铺地，石板一 般长９５厘米、宽９０厘米。４个侧室均置石门，发现多件残存石门石块。该墓曾遭到严重破坏与多次盗 掘，但是仍然发现了－－￣ＬＬ重要文物，如陶鼎、罐、壶、盘、盆、耳杯、灶、仓、陶俑等陶明器，刻有画 像的残石块，石璧与石圭，东汉五铢钱，铁甲、铁剑、铁镞、弩机构件等兵器，盖弓帽、伞帽、铜铃等 车马器，铜带钩、铁镜、帐钩、石枕、陶砚等用具，５９件刻铭石牌和３个个体的人头骨等。ｆ１ ］过去已经考古发现的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有多座，如河北定县北陵头东汉中山国中山 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嘲徐州土山东汉晚期某代彭城王或王后墓、ｌ ３ｊ山东济宁普育小学的任城王刘博或刘 佗之妻墓葬、 曹魏都城洛阳曹休墓和三国时代偃师杏园的“约当曹魏前期”Ｍ３６及约在西晋中晚期的 Ｍ３４、同２４９年的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嘲及其家族墓（２７０年的朱绩墓）、网马鞍山宋山东吴景帝孙休墓葬、 嘲南京上坊孙吴墓［９１等，通过上述墓葬与西高穴二号墓对比研究，它们的墓葬形制、规格相近。不少方 面，西高穴二号墓的规制似乎更大一些，如西高穴二号墓的墓道宽度近１０米、墓室地面铺置的石板边 长ｌ米左右、墓室内高达６米之上等。根据西高穴二号墓墓葬形制、规格与出土的陶壶、陶盘、陶罐、 陶灶、陶仓、画像石、五铢钱、石圭、石璧等遗物来看，西高穴二号墓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墓葬规格应 为东汉晚期的“王陵”级墓葬。 一１２２— 通过对西高穴二号墓发现的刻铭石牌文字内容和字体时代、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男性人头骨与文献记 载的曹操去世年龄、西门豹祠遗址和邺城遗址与西高穴二号墓相对分布位置、出土“鲁潜墓志”与西高 穴二号墓地望关系、西高穴二号墓的地势和“不封不树”现象与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与都 城位置关系等方面综合研究，我认为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就是死于东汉晚期的魏王曹操，西高穴二号墓 就是曹操“高陵”。 一、关于“七十二疑冢”的“释疑” 曹操高陵考古发掘之后，有些人提出，曹操有“七十二疑冢”，为什么就把西高穴二号墓确认为曹 操高陵？其实“七十二疑冢”是宋代以后编造的传说，真实的历史上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疑冢” 之说，历史文献较早的见于唐代张理、张 之墓设置疑冢。①北宋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诗中有“青山 如浪人漳州，铜雀台西邱”。这里的“邱”是否为“七十二疑冢”还说不清楚。南宋文人范成 大《揽辔录》记载：“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南宋刘辰翁 《金缕曲・贺新郎》：“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此后，元明清时代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传 说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有的说“七十二疑冢”中的曹操墓被发掘了，（王士祯《居易录》卷２９）有 的说曹操墓在漳河河底。 （《坚瓠续集・漳河・曹操墓》、《聊斋志异・曹操冢》）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考古 工作者已经将地方志书认定的“七十二疑冢”究明，它们属于南北朝时代的东魏、北齐墓葬。至于说曹 操墓葬于漳河河底的说法，更是经晚近《聊斋志异》等记述流传下来的演绎。 关于曹操高陵的位置，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清楚的，《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于“西门豹祠西原 上为寿陵”。三国时代，曹操高陵地面之上还有陵园及祭祀、拜谒活动的建筑，《三国志・魏书・于禁传》 中就记载了于禁“谒高陵”的事情。至于十六国时代的鲁潜墓志记述其墓葬方位，还是以魏武帝高陵为 坐标点。㈣唐太宗征高丽，路经邺城，亲祭过曹操高陵，并作《魏太祖祭文》。至北宋初年，曹操高陵还 是明确的，宋太祖乾德四年（９６６年）曾在其诏书中说“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并要求设置“守 冢户”。 （王明清《挥麈录》）可见曹操墓“七十二疑冢”之说是北宋以后的事情了。 二、关于“石牌”造假说的“释疑” 曹操高陵认定与石牌关系密切，其中的刻铭“魏武王常所用搭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掐虎大刀”、 “魏武王常所用搭虎短矛”石牌备受关注。有人认为。刻铭“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是从盗墓分 子那里缴获的，因而其作为“文物”的真实性令人质疑，不排除石牌造假可能。目前我们考古发掘的不 同时代古代墓葬数以数十万计，其中古今被盗的墓葬为数众多，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盗墓者将伪造的假 文物埋人古代墓葬中的事例。我认为盗墓者盗墓目的是利益驱使，是为盗取文物卖了换来金钱。这是古 今盗墓者盗墓的共同目的。我不明白，盗墓者为什么要费尽力气制作假文物埋人墓室中？上述假设的逻 辑是不可思议的。其实现在所说从盗墓者那里缴获的石牌只是１枚，在西高穴二号墓考古发现的石牌有 ６０多枚。有人说二号墓被多次盗掘，因此石牌已存在被盗墓者带人墓室的可能性。但是，有的石牌是 考古工作者在未经扰动的原地层、原方位发掘出土的，如在一件漆盘底下发现的数枚石牌，可以说明二 号墓原来就放置了石牌，我们从已知未经扰动的石牌可以确认所谓“扰动”石牌的真假。如前所述，盗 墓者制作假石牌放人古墓之内的推测是违背人们的基本思维逻辑的。还有人认为这些出土的石牌刻铭文 字不像汉隶，或者说刻铭文字字体有的规整，有的比较潦草。我认为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是从已知探 讨未知，曹操高陵的石牌刻铭文字应该与其时代相近的文字进行对比，考古发现东汉晚期的汉字为数不 少，古文字学家经过认真对比研究得出石牌刻铭属于汉隶的结论是可靠的，以主观上的所谓“像不像” 判断，是不能作为依据的。至于说石牌刻铭文字不甚一致，这可能是刻铭者的不同或刻铭时间的不一所 ①《旧唐书》卷１８８《孝友传・张绣张蝗传》：“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蝗骄于北邙。又恐万顷家人发之， 并作疑冢数所。” 一１２３＿ 致。如８枚“圭形”石牌（即刻铭“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刻铭文字与“六角形”石牌刻铭比较． 前者较为潦草，后者较为规整。前者制作时间应在曹操去世之后、入葬之前的２７天之内．后者制作时 间应在曹操预作寿陵至下葬之前的一年半时间内（其中多有可能在曹操去世之前）。 有人认为石牌刻铭文字中的“常所用”、“搭虎”等不应该是那时的语言。其实是不是那时的语言 文字，查一查文献就清楚了。圭形石牌刻铭中的“常所用”为汉魏南北朝之际通行使用的语言．如“常 所用御帻青缣盖”、“常所用铜斗”、“常所用弩”等。有人根据文献有“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 之”记载，而认为“常所用”为皇帝将其使用物品赐与其他人的专用用语，这是不能成立的，其实关于 “常所用”不只限于帝王，更不只是用于其将自己东西赐予别人，如《宋书・肖思话传》卷７８载：“初在 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此外文献中还有“常所用弩”等。 “搭虎”亦为汉魏时代习用语。 如《魏书・羯胡石勒传》卷９５载：“贾霸率工匠四千，于冈山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 高一丈七尺。格虎车四十乘，立行楼二层于其上。”《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注：“王肃 《格虎赋》日：羽骑云布，兰车星陈。”格虎应为狩猎。上述文献之“格虎”与石牌刻铭“搭虎”同。还 有人认为，“魏武王常所用掐虎大戟”等断句应为：“魏武，王常，所用，撂虎大戟。”并认定西高穴二 号墓为“王常”墓葬。上述断句，显然与上面所指出的东汉晚期至魏晋时代“常所用”为当时习用语相 矛盾。以此为基础否定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并进而将该墓认定为“王常墓”，这些都是根本不能 成立的。再说，西高穴二号墓的规格为王陵级、时代为东汉晚期，所谓“王常墓”不可能同时具备上述 两个“硬件”。 也有人提出，石牌刻铭中的“大刀”、“大戟”，与曹操所处时代、身份均不符，从而证明石牌有问 题。其实上述石牌刻铭文字恰恰佐证了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东汉晚期的中山穆王刘畅墓 （河北定县４３号墓），随葬有长１０５厘米的大刀。Ｉ ２ｌ东汉晚期在中，“刀”作为武器已基本取代了长 剑．成为中大量装备的武器，东汉末期大刀取代长剑的变化已接近尾声。 “戟”在东汉末年、三国 时期更是中最主要的格斗兵器。［１１１“圭形”石牌刻铭中的“魏”字，在“委”与“鬼”之间的下端 夹一“山”字。这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较为通行的写法。 “六角形”石牌刻铭中的“木墨行清”、 “出圃床”、“百辟刀”、“白练单裙”、“香囊”等，都是东汉至汉魏时期的通用名词。如“木墨行清”之 “行清”即那时的“厕所”称谓。①东汉末年，“百炼刀”也被称为“百辟刀”。上述石牌刻铭文字有力 地佐证了作为东汉晚期石牌的真实性、可靠性。 从以上所列举的石牌刻铭文字涉及的内容，其时代均为东汉晚期的事物与用语，因此这些石牌的时 代应为东汉晚期。 “六角形”石牌的刻铭内容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的用品，这些石牌又均出土于后 室，它们与战国秦汉时代至魏晋时期墓葬中的“遣册”性质相近，这也佐证二号墓出土石牌与其墓葬时 代的一致性。 三、对西高穴二号墓未出墓志、哀册说“质疑”的释疑 有人认为西高穴二号墓没有出土或发现墓志，因此就不能确认其为曹操高陵。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真正意义上的墓志使用时代问题；第二，东汉晚期王陵级墓葬是否使用墓志问题。关于墓志（指 石刻自身写明墓志者）的考古发现，目前所知１９６５年辽宁朝阳西上台考古发掘的北魏早期刘贤墓出土 的墓志。［１Ｚｌ南朝刘宋大明八年（４６４年）刘怀民墓出土的墓志，“标志着墓志这一名称的正式形成”。［１３１至 于已经考古发现东汉晚期王陵级墓葬之中还没有出土过“墓志”，因此，要求曹操高陵只有发现墓志才 能确认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 至于“哀册”的使用，在已经考古发掘的５０余座汉代诸侯王墓中，没有发现一座墓出土“哀册”。 墓葬中考古发现“哀册”的有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１４１唐史思明墓、［１５１南唐二陵 ①《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孟康注日：“厕，行清。” 一１２４＿ 墓、［１６１前蜀王建等。＿ｌ ７Ｉ上述各墓之所以使用了“哀册”，是由于其均以帝陵规制墓葬，如懿德太子墓按照 帝陵规制——“号墓为陵”埋葬的。史思明７５９年叛唐，自称大燕皇帝，将幽州改名燕京作为其都城， 死后以帝陵规制葬于北京丰台。 （《新唐书・史思明传》）曹操高陵是“王陵”，不是“帝陵”，曹操墓没 有发现“哀册”应属正常现象。 四、关于曹操高陵“薄葬”不薄说的释疑 关于“薄葬”的想法和做法，在两汉时代并不鲜见。《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帝“治霸陵皆以 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 “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后汉书・ 光武帝纪》载：“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日：‘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尊孝道，遭天下反复，二霸陵独完受 其福，岂不美哉！进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古代帝王陵墓的“薄葬”，历来将“不封不树”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与标志。如汉文帝霸陵“不治 坟”、“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史记・孝文本纪》）汉明帝“不起山陵”；（《后汉书・王符传》）《汉 书・张临传》也记载“薄葬不起坟”；《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小，葬 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 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垄之处。”让活人能够看到死者的“薄葬”，“不封不树” 是最为直观的．实际上也是被古人视作最为重要的“薄葬”内容。西高穴二号墓就是一座东汉时代末期 具有王陵形制与规格的“不封不树”的墓葬。当然，“薄葬”还有其他内容，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 银铜锡为饰”；（《史记・孝文本纪》）“不藏金玉珠宝”；（《后汉书・王符传》）曹操在其“遗令”中也有 “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的记载。 （《三国志・武帝纪》）曹植《武帝诔》载，曹操入葬时“躬御缀 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曹操墓已经被毁、被盗多次，但是从现 在墓室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至少“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是一致的。其明器以各种各样的陶器出土 数量最多，这些明器均“无饰”，可谓“陶素”。至于发现的一些金、玉质地的遗物，应属于其“敛以时 服”的遗存，它们与“无藏金玉珠宝”并不矛盾。 曹操高陵的陵寝建筑也可体现出其“薄葬”特点。根据文献记载，曹操高陵的地面之上仍然有陵寝 建筑，《晋书・礼志》记载：“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此“殿屋”即陵寝建筑。但曹 操高陵陵寝建筑规模应该是比较小的，因此文献记载其为“殿屋”，而《三国志・于禁传》卷ｌ７更称曹 操高陵陵寝建筑为“陵屋”。①从目前考古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曹操高陵与汉代帝王陵墓的陵寝建 筑相比较。其规模要小很多，在西高穴二号墓墓道南北两侧发现的一些较小的柱洞遗迹．也可反映出其 原来“陵屋”规模不大。就是这些规模不大的“陵屋”，在曹丕时代也已是“高陵上殿屋皆毁坏”，我们 目前能够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陵寝建筑遗存基本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至于在曹操高陵墓室之中发现的 石质瓦当，此应为高陵墓室之中的石质葬具，它与曹操高陵地面之上的陵寝建筑无关。 五、关于曹操墓在安徽亳县说的释疑 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为古人去世之后一般葬于其“家乡”，帝王以“国”为家，都城是国家的缩影． 帝王视“都城”为其“国”的代表，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埋葬规律，一般帝王陵墓安排在帝王都城附 近，如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王陵区在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一带，春秋时代秦国都城雍城的附近安葬 着在此执政的秦公陵，战国时代秦咸阳城西北部有秦王陵，秦始皇陵在秦都咸阳附近，赵王陵在赵都邯 郸附近，齐王陵在齐临淄城附近，西汉帝陵埋葬在汉长安城北部咸阳塬和东南部一带，东汉帝陵和魏晋 帝陵在都城洛阳的邙山一带，汉代诸侯王墓一般在其王国都城附近（如北京大葆台汉墓、江苏徐州狮子 （ 《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载：文帝“欲遣（于禁）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惠 愤怒、禁（于禁）降服之状。禁（于禁）见，惭恚发病薨”。 一１２５— 山楚王陵、河南永城梁王陵、广州南越王墓等分别位于各自王国广阳国、楚国、梁国、南越国都城附 近），唐十八陵分布在唐长安城以北的“北山”一带，北宋帝陵在京畿巩义，安徽凤阳的朱元璋以南京 为都城，去世之后葬于南京；明十三陵安葬着以北京为都城的明代皇帝的帝陵，原籍东北地区的清代诸 皇帝，其陵墓分别位于清代都城北京附近的东北部（清东陵）和西南部（清西陵）。曹操以邺城为王都， 作为“魏王”的曹操陵墓理应埋葬于邺城附近。东汉晚期和曹魏时代邺城的“魏王”只有曹操，邺城作 为东汉晚期曹操的王都，这里东汉晚期的王陵则非曹操莫属，其他王陵不可能在此。 六、关于曹操墓出土头骨ＤＮＡ研究的释疑 曹操高陵出土的３个头骨中，其中１个头骨被鉴定为男性、死亡年龄６０岁之后，这与高陵墓主人 曹操的性别、去世年龄基本相同，这进一步佐证了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为曹操。但是有些人提出，应对其 进行ＤＮＡ鉴定才能最终确定曹操墓。这个意见是理想的，然而，正如张君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人死 以后．其ＤＮＡ分子会迅速降解，遗传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减少。时间越长，能够从骨骼中提取 基因片断的信息就越小，因此依次提取的鉴定样品的科学性就越低。其次，对于ＤＮＡ鉴定而言，目前 还存在着技术问题：遗传基因中的ＤＮＡ有线粒体ＤＮＡ与细胞核ＤＮＡ，前者的分析可探究母系亲缘关 系：细胞核ＤＮＡ中的Ｙ染色体只存在于男性，后者可探究父系亲缘关系。由于线粒体ＤＮＡ具有数量 多、变异快及易于提取和鉴定的特点，因此在古代人群亲缘关系研究中应用较多。核ＤＮＡ的Ｙ染色体 由于核基因的突变积累缓慢，不易鉴定。缺少人类Ｙ—ＤＮＡ变异信息，Ｙ染色体是单拷贝基因，扩增困 难较大．因此Ｙ染色体ＤＮＡ主要用于性别鉴定。 人骨ＤＮＡ的实验，需要严防标本被人、水污染。西高穴二号墓曾经多次被盗毁，曹操的头骨也被 人为地从后室抛置于前室。这样环境下提取的人骨，在实验过程中要清除上述污染几乎不可能。能否从 古代骨骼标本中成功提取ＤＮ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骨骼的保存程度。曹操高陵中的人骨标本保存都不 大好，成功提取的概率很低。［１８１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即便提取ＤＮＡ成功，又将面临没有可资科学比较研究的参照标本。而用于比 较的ＤＮＡ标本当然必须是曹氏后人的。然而１８００年以来，曹氏后人早已经过无数次男男女女间的基因 交换．基本已无可能找出真正有参考意义的标本了。 ［参考文献］ ［１】潘伟斌．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获重要成果【Ｎ］．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０－０１－０８． ［２ｌ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４３号汉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１９７３，（１１）． ｆ３１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东汉墓清理简报［Ｊ］．文博通讯，１９７７，（１５）． ［４Ｊ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ｆＪ］．考古，１９９４，（２）． ［５］朱亮，李德方．洛阳魏晋基葬分期的初步研究【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考古四十年——一九九二年洛阳考 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Ｃ】．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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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这说明，直到北宋时期对曹操墓的认识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北宋这么明确地知道曹操墓 的位置？今天我看了这个墓葬之后，我觉得有些想法可以串联起来了，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墓葬出土 的很多画像石，但这些画像石都被敲碎了，那个碎，不是一般的碎，是碎得很小很小的块。我听河南省 文物考古所的潘伟斌先生说，他们分析，以及有些学者提出来，破碎的画像石应该是石棺的构件。因此 我又推测，从这个墓破坏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一般的盗墓，而是毁墓。不是盗墓造成的，因为盗墓者 的目的是图钱财，他们最多是把墓里面有用的、值钱的东西拿走，而不会大规模地破坏这个墓，尤其 是．假如画像石是石棺构件的话，这么严重地毁坏它，把它砸成非常细的块，一定是主观有意的毁墓。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朝代更替、政权交替之后，新王朝、新政权为防止前一个朝代政治势 力的死灰复燃或复辟，大多要铲前朝的“王气”、泄前朝的“王气”。 “铲王气”就是铲毁蕴藏“王气” 的高的建筑，例如塔，把它毁掉。去过河南开封的人都知道，开封的繁塔现在只剩三层高，上面加建了 一个不协调的小尖顶，但它原来是一个高大雄伟的塔，过去开封有俗语说“铁塔高，铁塔高，铁塔只搭 繁塔腰”。现在的铁塔５０多米高，说它只有繁塔的一半令人费解。为什么如此？原因在于朱元璋“铲王 气”。把繁塔铲成现在这样子。 “泄王气”则多是把前人的墓葬打破，将墓主的尸体及陪葬物毁坏。我 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人死只是肉体的消失，只是生活环境的转换，他的灵魂还是存 在的，他还会对现实社会施加影响。因此．毁墓、“泄王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及政治意义：一是要 消灭躺在地下的躯壳及亡灵，消除危及地上王朝统治的王气：二是震慑这个反抗势力。毁墓、“泄王气” 就如同釜底抽薪，断绝反抗势力的神鬼联系与支持。那么联系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曹操墓的毁坏情况来 讲，我确定其性质应该是毁墓，而不是盗墓，把这个墓葬毁坏，把曹操的头部及身体砸碎，显然就是为 了防范曹操的亡灵成为号召、凝聚曹氏势力的旗帜，震慑曹氏势力，防止曹氏势力的反抗和复辟。在曹 魏末年，司马氏控制了政权，为了篡夺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曹氏的皇帝们为了防止司马氏的篡 权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抵抗，好几次准备发动政变，想把司马昭搞下去，都没成功，许多参与政变的、反 一１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