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吴建民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外交的关注，直言“韬光养晦”仍要管一百年。这位外交界的老前辈，已在多个场合重申这一观点。殷殷之意，隐隐之忧，引发了不少共鸣。
作为国家外交的指导思想，“韬光养晦”取代“外交”，令中国心无旁骛地抓住了国内经济建设这个重点，实现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有论者将之评价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战略实践，可谓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四个字曾经的意味与分量。
当然有不同意见，比如最近就有人断言，“韬光养晦”实乃示弱，而中国今非昔比，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理当全力介入改造，不妨持剑行商。但着眼当下与将来，如果我们愿意冷静理性地思考国际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的国情，那就不难得出与吴建民先生一样的答案：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远未过时。
韬光养晦是政治智慧，乃因它不仅是一个理智的思考结果，更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它认准了经济发展才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而践行这一重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冷战结束，进一步证明世界大局走向和平与发展；而中国若要利用好这一国际环境来谋发展，则需要有化解潜在敌意与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姿态与方法。
这种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执政者来说，更已成为一种资源。2002年，以恐怖主义势力与反恐战争之间的胶着态势为基本观察点，“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所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自己，当前正是难得机遇；所以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一再重申：中国信奉和平合作理念，强大了也绝不称霸。这一系列的继承与发展，令韬光养晦的逻辑有了更为丰富清晰的表达和延展。
说到底，韬光养晦，其实就是对 “何为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何以维护好这一核心
利益”的认知。即便把它视为一种通向目的的策略，我们也不能忘记，“十六大”给出的判断是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国都当抓住机会埋头发展；三步走战略更规划了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应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蓝图面前，在中国人均GDP仅三千美元的数据面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勇敢承认，作为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发展任务，我们还远未达成。尽管今非昔比，但各项软硬指标上比较，我们仍有明显落差；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模式尚未定型，当然也就谈不上理想，社会公平与资源消耗问题突出。在发展的数量与质量上，中国仍任重道远。科学发展观能成为当前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关键词，就因为它仍扣应着 “发展”这一国家核心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谋篇布局。
诉诸国际政治的现实生态，我们也完全不可夸大金融危机爆发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影响。中国在此中利益攸关，只有共荣，而无独胜。以为危机之日正是中国飞龙在天之时的论调，不仅无知而且危险。须知与此前相比，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者的视角未变，对中国进行战略性包围的军事部署未变，对施加干预的姿态未变，俄日印三大邻国与中国某种程度上的竞争态势未变，中国周边的地区安全隐患也多未消除。这些因素之下，中国有如壁立。更不消说，国际政治发展至今，如果依然还要通过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那自损元气、两败多输的结局也可想见。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以如此铁血的风格来讨论韬光养晦的价值。作为一种政治智慧，韬光养晦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时气质，而且也要从根本上成为国家的战略发展眼光。当我们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成败得失，分析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思考民族复兴的性质与价值；当我们温习传统智慧中的王道与霸道之别、自身修养与天下情怀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摸索积累改进并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而向世界推荐中华文明中的 “和”文化；当我们主张彼此学习，多元并存……那无论是五十年，还是五百年，我们都必须在其中沉淀出最为厚重的国家形象与国民性格，那就是：
东方君子，温润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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