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7期
MISHUGONGZUO
秘书工作
2006年第7期
了解和听到的一些的官声、政声记录下来，贴在墙上，在吏部推选时加以对照，在全国的官吏中提倡“为政以德”，要求做到从政才能与从政道德相统一。因而贞观时期，都比较廉洁守德，都有鲜明的荣辱观，知“荣辱”明“廉耻”，能坚持“以德立身”。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困贫。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简朴，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丞相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像样的正屋。
在廓清吏治、净化官风的基础上，李世民还十分注重民风的教化。他在论述国家的根本问题时，体现了较浓的“重民思想”。他认为，做任何事，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他很重视民众的休养生息，提倡“俭以息人”，使“百姓安乐。”著名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论就产生于贞观时期。与此同时，李世民广施仁政，推崇文礼，大兴学校，重视教育，感化民心，使得当时民风淳朴，社会秩序井然。李世民认为人命至重，不可妄杀，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执行。贞观六年年底，李世民亲审罪犯，他看到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心生怜悯，不忍杀他们，就将他们放回家去看望家人，限来年九月某日前到京师，并讲明无人看管，无人督率，到时自来就死。又勒令掌管司法刑狱的官署，将天下现押死囚，都暂时放回家去，也限在来年九月某日前到京师就死。当时全国有死囚290人，一下子都放光了。到了第二年秋九月某日，有关司法统计返回的死囚人数，非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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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去年所放的290名死囚都已
到齐。这些被判死刑的人都感皇恩，在没有人催督的情况下，个个都按期到达京师朝堂，听候处决，竟然没有一个逃亡隐匿的。李世民看着这些如期返回就死的囚徒，也被感动了，终不忍杀，就都赦免了他们。这则纵囚归狱的故事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有其特定的背景，但从中亦可管窥当时社会诚信的风气。据史载，贞观时期每年全国的死刑犯，多则几百人，少的时候才几十人。因此，不难想象当时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绝非偶然。
我们从李世民的百字箴言中不难读懂其告诫官吏的荣辱内涵，正是这种荣辱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贞观盛世并为后世留下了辉煌千古的精神财富。
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总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必须遵守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集中体现。对于当前少数人荣辱观蜕变、错位、缺失，从而影响和败坏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长远的警示意义。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孟子也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荣辱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精神和文化的集中反映。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更需要我们秘书工作者率先垂范，自觉实践。
近日读到马莉的一篇散文《本能》。作者说，如果一个道德社会，人们没有天性中的道德本能，仅仅是依靠外在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冷酷的。她在文中还提到一件真实的事：一位老人被疾驶而过的车辆撞伤了躺在地上，血流不止，有一个男子站了出来，要救老人，但他没有马上救人，而是拿出一张纸先让老人签字证明肇事者不是他，老人用流血的手艰难地签字后，这位男子才把老人送到医院。马莉感叹这件事太让人伤感，一些本来谁都应该去做的事却只有个别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做了。笔者也叹息，人类善良扶弱的本能在消失吗？
说这些，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荣辱观的内容实际上是人所应有的一些基本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样大力提倡，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深刻道理，道德的缺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严峻现实，在道德的培育方面，我们不能再退了。正如马莉所说：“本能，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超出了这根底线，人就不是人了。”天性中的本能，它的力量远比道德的力量大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秘书工作者应当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转化成自己的自觉行为。所幸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文化的力量是深远和巨大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精神财富的中华民族，随着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不断深入，一定会重现文礼之邦的辉煌。
（作者系江西抚州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