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学学的奠基人_四大词人之三_龙榆生_四_施议对

施议对

下篇守旧创始，词学商榷

A君：你在《百年词学通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一文中，曾

以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刊行作为分界线，将中国千年词学划分为古词学和今词学两个大阶段。而在今词学产生、发展的一百年当中，又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开拓期、创造期和蜕变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今词学经过短暂的开拓期及大约十年的准备，正处于创造时期。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和詹安泰，相继出生于庚子年间，至于此时，已届而立之年。四大词人，生与世纪同龄，发表述作亦与世纪词业同步。四人于词界，各有分工，各有建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四大词人带动一个世纪的词业活动，成就中国词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四大词人中，如就词业发展的若干重大事件看，龙榆生的地位和作用似乎都比较特殊。上文所说幕前三位男人，或者临终授砚，或者夜半送诗，或者在窑洞读他的《词学季刊》、于宴席上殷勤为他拣美肴馔，可谓恩宠有加。龙榆生的一生，从青年、中年到晚年，不管人间、天上怎么忽然起落，他都曾有过风光时刻。这一切，对其毕生功业之成与败，可曾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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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君：龙榆生以乡曲鄙夫，出游武昌、厦门、上海，由中小学教师，不

十年而任大学教授（据《预告诸儿女》），历经、汪伪，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幕前三位男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出与处的问题上，其次是对于业绩创立的推进。出处问题，尤其是南京那一段，龙榆生对之始终颇有难言之隐。而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中，说及学词问题，龙氏对于况周颐有关守律一事提出质疑，却从某一角度，揭示其奥秘。如谓：“居今日而学词，竞巧于一字一句之间，已属微末不足道。乃必托于守律，以求所谓‘至乐之一境’，则非生值小康，无虞冻馁之士，孰能有此逸兴闲情耶？”以为非小康未可。出，或者处，对此都应优先考虑。1940年3月，汪精卫遣秘书陈允文问去留。龙榆生表示：“我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自传》）他所开具的，正是这一条件。1956年3月，自京返沪，撰写《干部自传》，说及自身愿望，龙榆生表示：“我希望上级领导对我的工作岗位考虑更适当的安排。”他所要求的，亦如是。因此，无论是金陵“太阳房”（东西南三面均有窗户），或者是上海的政协新居，两回变迁，似皆无须忍寒。这是在出处问题上所受的影响。至于业绩创立，除却授砚，其影响之所及，可能就是一种进取精神。例如，龙榆生推崇苏轼，即曾指出：“所谓‘向上一路’，所谓‘逸怀浩气’，并今日留心世运者之要图，而为学词者所应抱之鹄的也。”并指出：“自东坡出，而词中乃见倾荡磊落之气，足以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他将学词者与留心世运者对举，以为学词者应当激扬蹈厉，有裨于当时（以上见《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可见，龙榆生其人，并不完全是个“书呆子”（陈璧君语），而乃追攀圣代、具有政治理想及远大抱负的儒者。其于学界，以复兴诗教、化民成俗为己任（见《创制新体乐歌之途径》）；于词坛，拟于浙、常以外，另立宗派（见《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如用今天的话语表述，应当就是一种领袖意识。这是在业绩创立上所受的影响。

（一）词学经验的承袭及添加

A君：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记载：“得李雁晴厦门大学五月卅

日函，谓暨南大学教授龙君榆生，名沐勋，江西人，黄侃弟子，近专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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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有所论述。雁晴嘱与通函讨论。”（1929年6月9日）又载：“雁晴转示暨南大学教员龙榆生（沐勋）二笺，愿与予缔交，问词有衬字考。又谓亦有意为词人年谱，欲与予分工合作。灯下作一书复之。”（1929年10月19日）20世纪中国词坛，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宣布缔交。当时，夏承焘三十岁，为严州九中语文教员；龙榆生二十八岁，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两人尽管均未上过大学，但龙早夏一步，登上大学讲堂，并因石遗老人荐引，较先一步，登上词坛。龙榆生有机会得与词学第一代传人———清季五大词人中的朱祖谋、况周颐以及第二代传人———夏敬观、夏孙桐、张尔田诸前辈，结为忘年交好，在业绩建造之初，得声家一脉，传衣留证（参见夏孙桐《壶中天·受砚庐图》）；而夏承焘则仍然蛰居乡里，苦无名师指点。龙榆生、夏承焘二人，在未来的路途中，不知如何推进世纪词学的发展？

B君：1934年10月，龙榆生发表《两宋词风转变论》。夏承焘《天风阁

学词日记》记载：“榆生一文，论宋词作风转变，甚深而鬯。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思与合力共修词集提要。”（1934年10月25日）“长于推论”与“用力考证”，既道出龙、夏两人在词学建造上的不同志趣与取向，同时也标志着推论与考证将发展成为世纪词学建造的两项重大工程。

1.校勘词集，承继旧业

A君：你在超星学术视频所作的《新宋四家词说》（2009年10月15日

发布）的演讲，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思想不能复制，经验可以复制”。在你看来，复制经验，是不是做事情和做学问的必经途径？你的演讲，并将读书阅人、述而不作，看作做事情和做学问的两条原则。以为，这也是一种经验。而就龙榆生的经历看，他所说的词学与学词，或者指“就已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或者指“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经验的复制。所谓承上以启下，继往而开来，亦即守旧与始创，通常都不能一步登天，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方才能够从以往的天地中走出来，另外开辟新的天地。那么，龙榆生在复制过程方面，有无可供借鉴的经验？

B君：古人有云：“夫据干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借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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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淮南子·主术训》）鉴，镜也（高诱注）。“人目短于自见，故借镜以观形”（刘昼《新论·贵言》）。经验之所以可供借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供对照。做事情、观察问题如是，做学问，亦当如是。如用现代的话语表述，应当就是，把别人的经验或教训借来，用以对照学习及参考。2009年12月，澳门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学者问我，为什么做“四大词人”这一题目？当时，我曾不加思索地回答，前辈学者做什么题目，我跟着也做什么题目。四大词人中，龙榆生当年有《清季四大词人》，我也就跟着做。龙榆生此文于1930年12月撰成，并于《暨大文学院集刊》一集（1931年1月）发表。当年称四大，而不称五大，乃因“生存硕彦，不具于编”。照理应称五大（唐圭璋持此意见）。龙文为之所归纳，或兼校勘，或主批评，此二事，实际上已将朱祖谋包括在内。这是龙榆生所提供的经验。不仅题目，而且项目，均可借鉴。1931年12月30日，朱祖谋离世，龙榆生为撰挽联。云：“丛刊未竟，残稿待编，遗命记丁宁，万劫幽怀长耿耿；砚墨犹新，宗风谁嗣，深期忍辜负，千秋绝业付悠悠。”其中所涉及，未竟之丛刊以及待编之残稿，都需要后来者照着做，或者跟着做。这都是一种经验的复制。

A君：朱祖谋之作为词学尊体派的祖师爷，或称“词流宗师”（张尔

田语），你在20世纪词学传承图中，将他推举为第一代的首领。他的词学贡献，主要是两大样板，丛刻及校勘。代表作是大型丛刻《彊村丛书》及四校《梦窗词集》。龙榆生承接遗绪，继嗣宗风，对其经验，有何承袭及添加？

B君：龙榆生登上词坛，第一目标，即将朱祖谋的未竟之丛刊以及

待编之残稿，承接下来，着手校刊《彊村遗书》，并校刻《沧海遗音续集》，首先于词集校勘上，对于前辈业绩进行添加。《彊村遗书》内外两编。内编，朱氏生前曾写定，包括《云谣集杂曲子》一卷、《词莂》一卷、《梦窗词集》（四校定本）一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彊村语业》三卷、《彊村弃稿》一卷。外编，龙氏所辑录，包括《彊村词剩稿》二卷、《彊村集外词》一卷。附录：《归安埭溪朱氏世系》（埭溪朱氏支谱）、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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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公墓志铭》及《彊村校词图题咏》一卷。至于《沧海遗音续集》，乃承《彊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孟劬）、夏孙桐（闰枝）、陈曾寿（仁先）、陈洵（海绡）新作词集，编辑出版。

在词学业绩创造上，龙榆生之承袭及添加，除了对于朱祖谋氏遗编、残稿的校理及刊行，更重要的应是对于词学学科的确认及衔接。例如词学校勘学，龙榆生称，光绪间，临桂王鹏运与归安朱彊村先生，合校《梦窗词集》，创立五例，藉为程期，于是言词者始有“校勘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以王、朱校词经验为依据，创立新学科，不仅有助于龙氏学科意识之形成，而且对于整个世纪词学如何由不自觉转变为自觉，亦有一定推进作用。这就是龙榆生对于以往之承袭及添加。

2.依他为我，导引方向

A君：世纪词学之第一代传人朱祖谋，除词籍丛刻及校勘外，并曾

从事选本的编纂。所辑《宋词三百首》，旨在“为学者端趋向”（吴梅《宋词三百首笺注序》）。《彊村遗书》中另有《词莂》一卷，朱氏手选清词，计十五家，皆能自辟户牖者，每家皆止十阕左右。论者谓其“选录之精，足与《宋词三百首》并传”（据《词籍介绍》，《词学季刊》创刊号）。二者既为来学提供文本，亦为操选政者树立典型。尤其前者，经唐圭璋笺注，令“疏通而畅明之”（吴梅语），更加造就好几代传人。龙榆生随侍左右，或者照着做，或者跟着做，但其留心世运，于守旧中，仍注重始创。他的两个选本，《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筹划多年，相对于朱选，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在《选词标准论》中，龙榆生指出：“选词之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操选政者，于斯四事必有所居；又往往因时代风气之不同，各异其趣。”文载《词学季刊》1933年8月第一卷第二号。所列四事，“依他”与“为我”，意即守旧与始创，这是选词的指导思想。实践过程中，不知如何把握？

B君：龙榆生的两个选本，都经过精心编撰，反复修订，而后一版再

版，颇受关注。其中，《唐宋名家词选》既有旧版与新版之分，《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亦酝酿许多年月，始予刊行。1934年12月，《唐宋名家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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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龙氏于自序中云：“予曩从先生学词，先生辑刻《彊村丛书》方竟，时使予分任覆勘。因得尽窥先生手订各家词集，朱墨烂然，一集有圈识至三五遍者。因为录出，益以郑文焯手订《花间集》及《白石道人歌曲》，复参己意，辑为兹编，以授暨南大学国文系诸生。”谓分任覆勘，说明早就实践，渊源有自；尽窥词集，益以复参，可见已成竹在胸。但是，由旧版到新版，整个编撰过程，仍然颇注重同道的切磋及各方意见，力求精益求精。

1936年2月17日，汪精卫有函自上海寄龙榆生广州，殷殷以三百年

来词选为询，谓：“前此曾闻先生慨然有三百年来词选之议，至萦心曲。”9月15日，汪氏又有长函自法国寄龙榆生上海，谓“大选词集，精而不失之隘，博而不失之滥，深用倾倒”。函中引述胡汉民（展堂）诗云：“尝爱古人尊所学，更为后辈广其途。”并列举四事，以为选词参考：一曰：确立标准；二曰：专务博综；三曰：专录数大家之作，而其他悉屏而不取；四曰：杂以声气应酬之私。汪称赞其《唐宋名家词选》，以为精与博关系，处理得好。不过，既将其看作为后辈广开门径之举，仍须于博综当中，留意专录。二函均于后来刊行的《同声月刊》发表。

1954年，龙任职于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上海陈毅嘱徐平

羽（文物保管委员会）转知博物馆，许龙氏专精撰述，不必随例上班。龙有函致张东荪，告将修订旧辑《唐宋名家词选》。8月19日，张东荪来函，谓乃盛事，并仔细列述闲中杂想。曰：“原书二百馀页，即增至六百页亦不为过多。一也。每一人似可仿胡选之例，增加公历纪元之生卒年月。二也。不必限于词家。如穆之《满江红》、王荆公之《桂枝香》，似宜选入。二人虽非词家而词亦绝作。三也。女性作家之朱淑贞宜选数阕。四也。重刻时似词之本文可用较大之字模，而注及其他皆用较小字。五也。于比较最为初学不易解之典，宜仿笺注东坡乐府之例略加注释，但不必过多。六也。所选之词仍可略加增益。如辛词所选似偏于沉痛一路，他如‘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之旷达一路，似可再增一二阕。七也。”此外，并就自己的理解，对于比兴之说发表意见，谓“此事只能承认其有而止，却不可刻舟求剑，硬指其为某人某事。否则诚如尊论即流于穿凿附会矣”。并且建议，将所录王湘绮语，即其所云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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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儿》“算只有”三句是指张浚、秦桧一班人之语删除，以免造成误解（据《近代词人手札墨迹》）。所列意见，切实可行，龙榆生于新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5月上海第1版），均一一加以采纳。

至于《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则始撰于1930年，1948年春完成初稿，

1956年3月重订竣事，方才交付出版。

以上两个选本，《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均于1962年11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新出版。两个选本，尽管于“为我”方面，即开宗、尊体二事，与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也许仍有共通之处，但其留心世运，每觉得，三百年来词坛盛衰之故，与世运为倚伏。新的时代，喜见河清，境皆新辟。旧时选本，已多不适于来者之要求（《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因而，其配合世运、与时俱进的自觉意识，却令得两个选本，于增删修订过程，不断添加上时代色彩。朱祖谋崇尚吴文英，所选梦窗词二十五首，居首位，周邦彦以二十二首居其次。旧版《唐宋名家词选》，录梦窗词三十八首，居首位，辛词三十首，苏词二十八首。龙选与朱选似稍有不同，乃对于朱选的修正，可看作是一种微调。朱氏所尚在周、吴二家（吴梅语）；龙氏于二家外，兼嗜苏、辛，与朱之晚年，宗旨默契（胡先骕《丈室闲吟序》）。但1956年所出新版，增减幅度则较大。梦窗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辛与苏分别增至四十四首和四十二首。龙榆生说明，乃为着“推陈出新”的借鉴（新版后记）。论者以为，丧失了特色，不足于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思想（张晖《论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我看也有些可惜。

A君：有清一代，词学中兴之盛业，龙榆生将其归结为朱、张、周、朱

四大选本的推进，谓：“自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乃至近代朱彊村先生之《宋词三百首》，盖无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绝学、宏开宗派为己任。”以为四选乃盛业之枢机（《选词标准论》）。就倚声填词而言，龙榆生无疑是一位行家里手，对于以选词而发挥枢机作用，达致尊体，或者开宗立派的目标，向来十分明确，而在旧版与新版的处理上，其前后立场，不知何故，竟如此不同？而且，他对于操选政者因蔽于一偏之见而互相排击的现象，也作过批评，如曰：“言宗派者，薄《花间》、《草堂》，而重朱（彝尊）、周（济）诸选；矜新解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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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于作者之特殊造诣，而强古人以就一己之范围。”（同上）为何其自身，当进行“推陈出新”时，亦有所偏废？

B君：龙榆生对于词以及词史的了解非常透辟，推论及考订，二者

兼擅。1930年撰著《选词标准论》，持两执中，寄望后之选词者，抱定历史家态度，以衡量各名家之作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参预《清词钞》编纂，主张广博，客观反映历史，曾致函叶恭绰，提出自己的意见。叶氏覆函，就其所议，展开讨论，谓：“至前函所论选钞不如汇刻一节，清词钞开始时，曾屡经讨论。意在网罗一代所作，以彰其盛，且免遗佚放失，故主选钞而不主汇刻。以汇刻势不能多也。清代词家约计逾四千人，有集者恐亦过千，且多巨帙，如陈迦陵，势难遍刻。将来或选三四十家最著名者，汇为一编，仍加别择，如绝妙好词例，与词钞相辅。一主精严，一主广博，庶无遗憾。尊意以为然乎？”（据《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可见当时，龙榆生对于一代文献的辑录，持论仍极其公允。而且，在《唐宋名家词选》自序中，龙榆生亦称：“予意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辄以私意，妄为轻轩其间。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相容。”他将“全部作品”当作辑录词选的文本依据，既承接广博而来，亦可见在处理“依他”与“为我”的关系上，并不想以一时之私意，而牵人以就我。这应当就是他一贯的思想。至于后来的转变，那就与揽镜画眉相关。

1949年以后，步入新时代，作为一名旧式知识分子，与世运为倚伏，不

能不考虑入时与不入时的问题。所谓时代风气使然，龙榆生如此，世纪词学之由创造期转变为蜕变期，亦莫不如此。

3.创办学刊，把捧帅旗

A君：1933年4月1日，《词学季刊》在上海创刊。主编者龙沐勋。民智书局出版。叶恭绰任董事长。自第二卷起，移交开明书店出版。至1936

年9月，第三卷第三期停刊。计刊行十一期。

季刊刊名，叶恭绰题。创刊号封面彩图为吴湖帆所绘，上题：“旧赏园林，喜无风雨，春鸟报平安。周清真少年游句，为词学季刊制图。癸酉春正。吴湖帆。”内容约分九项：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撰稿作者，除已故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外，还有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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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杨铁夫、冒广生、张尔田、易孺、夏敬观、叶恭绰、吴梅、陈匪石、邵瑞彭、赵尊岳、夏承焘、黄孝纾、俞平伯、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缪钺、卢前等。20世纪词学传人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均在其列，而以第三代为中坚力量。

创刊号主要篇目有：《词体之演进》（龙沐勋）、《学词目论》（王易）、《张子野年谱》（夏承焘）、《词学讲义》（况周颐）、《汲古阁所刻词补遗》（唐圭璋）、《近代名贤论词遗札》（龙沐勋辑）、《近人词录》（夏敬观、邵瑞彭、叶恭绰等）、《现代女子词录》（吕碧城等）、《彊村遗稿序》（张尔田）、《与龙榆生论急慢曲书》（吴梅）等。龙榆生其馀重头文章，如《研究词学之商榷》、《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创制新体乐歌之途径》以及《南唐二主词叙论》、《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等，亦皆于词刊发表。

1934年6月25日，俞平伯致叶圣陶函有云：“《词学季刊》近由龙榆

生君寄赠，故得全读其四期。内容瑕瑜互见，观念亦稍旧一点，但颇实在，总算不差。”当时，俞平伯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南唐二主词及清真词。而在世纪词学的开拓期，胡适创导“文章”（胡适《沁园春》词句），以白话文写作新体诗，俞平伯是位积极的追随者，1922年，继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之后，出版第一部新诗集《冬夜》。他说观念之新与旧，不知与新诗、旧诗，有无关联？这是同时代人对于词刊的评价。龙榆生之后，词界曾有复办之议，而未见其成。今天看，应当如何评价？

B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纪词学的创造期。龙榆生在这一时期

的词业活动，除了个人的述作，还担当刊物主编，组织业界同仁一起述作，于词坛充当旗手。胡汉民《五叠杜韵寄赠榆生教授》诗云：

书林近刊倚声学，画手旧绘传灯图。须知彊村一遗老，托君此道如托孤。毋令雅音遂失坠，必有大力持栾于。黄九秦七未北面，田歌自昔非田夫。

受砚、办刊，前者承袭旧业，在一定范围讲，仍然可看作是一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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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后者开辟园地，发动同业，合作耕耘，已是一种集体创造。因而龙榆生的身份，也由撰述者，成为领导者。一手编撰选本，一手创办学刊。选本转变风气，学刊领导潮流。

叶恭绰编辑《广箧中词》，谓其“主持风会，愿力甚宏”。钱仲联撰著《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将其比作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以为“掌管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

1985年12月，《词学季刊》于上海书店重印，夏承焘为之题词，称赞

龙榆生氏标举词学，“使百年来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厥功甚伟”。并将施蛰存创刊《词学》，看作是龙氏遗志之继续，谓“词学复兴，此为吉兆”。

上海《词学》，由施蛰存筹划创办，于1981年11月出版第一辑。主编：夏承焘、唐圭璋、施蛰存、马兴荣。第一至第十二辑，由施蛰存亲自主编。第一辑“编辑后记”称：“集中研究词学诸问题的专业刊物，在30年代，曾有过龙沐勋主编的《词学季刊》，出版了十一期，因抗日战争发生而停刊。四十年来。这一门的刊物，一直是个空缺。我们不自量力地创刊《词学》，怀有为词学重整旗鼓的心愿，妄想以这个刊物来开开风气，藉此以‘鼓天下之动’。”其宗旨及体例，对于龙氏季刊的复办，似颇有象征意义。

A君：1940年12月20日，《同声月刊》创刊号在南京出版。截至1945

年7月四卷三号出版，计刊行三十九期。夏孙桐为题刊名，龙榆生主编。凡征稿、编辑、校对、发行各事，龙皆一手包揽。体例类同《词学季刊》。龙氏为撰缘起及凡例，用以揭示办刊宗旨，谓声与政通。月刊所以联声气之雅，乃为着诗教之中兴；所以通上下之情，乃为着致中华于至治；所以广至仁之化，乃为着进世界于大同。明确以复兴诗教、化民成俗为己任。相对于《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似乎背负着更加沉重的使命。就当时看，业界同仁不知如何对待这份杂志？

B君：就龙榆生而言，《同声月刊》的创办，旗帜十分鲜明。创刊号所

发《诗教复兴论》（署名钟山民），颇能想见那时的架势。但是，四大词人中的另外三位，夏承焘于《词学季刊》，每期都有文章发表，与龙氏合称两大台柱，而月刊出版，则不见文章出现。唐圭璋、詹安泰也不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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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文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关夏氏自身，其于1940年12月31日日记，似揭示了其中奥秘：“接榆生寄同声月刊，中有赵叔雍《金荃玉屑》一文，记歌词腔拍，颇有佳论，可札入白石旁谱说。谓闻之董绶金，东瀛图书寮有乐府混成集，日友言之凿凿，但未前见。叔雍就中土佚存书目检之，亦未得。午后作书唁榆生父丧，托其在南京踪迹之。以南宋词及四声平亭寄榆生，二稿皆非定墨，彼索之数四。此次书来，并谓处境不同，必不发表。”谓“处境不同，必不发表”，可见其各有苦衷。而夏、龙二氏，似乎都能够将国是与私谊分开，互相体谅，彼此默契，以保持正常往来。至于唐圭璋、詹安泰二氏，抗日战争爆发，一个跟随军校，西征入蜀，一个跟随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往乐昌，其与龙榆生氏，出处既不一样，关系亦有别于夏，自然也就无有同声之应与同气之求。这是可以理解的。

（未完待续）

《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

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作者：钱茂伟

摘自《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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