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ｃｔｏ．２０１４ Ｎ０．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第１０期（总第１３７期） 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角色研究 的三大范式之比较 付光伟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在中国转型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学术界对此有褒有贬，提出 了各种理论解释，从方的角度可以将其概括为援助之手范式、攫取之手范式和无为之手范式。三种研究 范式对地方在中国市场转型进程中的作用给出了非常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援助之手范式与攫取之手范 式之间，立场的相互对立非常明显。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从 本质上展现了当前国家中的“悖论”性现实。 关键词：地方；援助之手范式；攫取之手范式；无为之手范式 中图分类号：１）６２５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２３８（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０７—０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３８．２０１４．１０．００２ 中国没有服用“急速私有化”的药方，而是以独 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提炼和升华，以利于未来的研 究工作。Ｆｒｙｅ和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在解释波兰和俄罗斯在市 场化改革中不同的经济表现时，提出了与经济 之间的三种关系，即无为之手（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援 助之手（ｈｅｌｐｉｎｇ—ｈａｎｄ）和攫取之手（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特的方式实行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 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相对稳定，这激发了国内外的 社会科学研究者竞相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围 绕三大解谜范式之一的国家中心主义，众多学者强 调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 列的分析性概念并做出相应的解释，代表性的理论 主要有“地方法团主义”、“地方即厂商”、“地 方性市场社会主义”、“市场行动者”、“企业家型政 府”、“掠夺型”、“发展型”、“谋利型政权 经营者”、“后地方法团主义”、“悬浮型”等。 这些用来描述地方角色特征的、令人眼花 缭乱的概念一方面反映出学者们对该问题研究的 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反映出研究的碎片化和欠系统 ｈａｎｄ）［１ ３。笔者认为，上述关于中国地方角色 特征的描述性概念大都可以放入Ｆｒｙｅ和Ｓｈｌｅｉｆｅ所 提出的三只手中的一只，由此也就形成了研究中国 地方角色的三大范式：援助之手范式、攫取之 手范式和无为之手范式。 援助之手范式 一、援助之手范式的基本观点是，与苏联和东欧等 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是“爱市场 性。因此，本文拟从方的角度将这些分散性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１４２４００４１０６８７）。 作者简介：付光伟（１９７９一），河南嵩县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 ，７—— ＸＵＥＢＡ０ ２０１４年１Ｏ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０ｃｔｏ．２０１４ ＮＯ．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第１０期（总第１３７期） 的”，它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既当又当企业家， 积极参与地方的市场经济活动，在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中发挥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各国学者提出的 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简・奥伊（Ｊｅａｎ Ｏｉ，１９９２）的 “地方法团主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简称 ＬＳＣ模型）、简・杜珍（Ｊａｎｅ Ｄｕｅｋｅｔｔ）的“企业家型政 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减少了有影响力的地方对 机构改革的抵制，从而有利于机构改革的顺利 推进。基于此，企业家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是一种“援助之手”的 角色 引。 布莱切与许慧文的ＤＳ模型描述了地方间 府”（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简称ＥＳ模型）、布莱切与 许慧文（Ｍａｒｃ Ｂｌｅ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的“发展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简称ＤＳ模型）以及钱颖 一和温格斯特（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的 “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 ａｌｉｓｍ，简称ＭＰＦ模型）。 简・奥伊的ＬＳＣ模型认为，中国的乡镇和村级 地方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同于其 它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型的角色，即地 方直接经营自己辖区内的集体企业，俨然一个 商业公司。简氏将这种政治与经济的独特结合方 式命名为“地方法团主义”＿２ Ｊ。“地方法团 主义”有其深厚的制度基础，首先，“分灶吃饭”的财 政改革赋予地方财政盈余的自由支配权， 激发了地方通过发展经济以扩大地方税收的 经济动机。其次，农业非集体化的制度改革将农业 生产的收入支配权还给了农民家庭，了地方政 府从农业生产中扩大税收的行为Ｌ３］。此外，地方党 政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不仅有个人利益，同时也 可以通过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获得晋升的资本。 “地方法团主义”使中国实现了所谓的“无私有 化的进步”。沃德与彭玉生从基层地方为什么 能够管理好辖区内企业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地 方法团主义”认识和理解 儿 。 简・杜珍的ＥＳ模型主要描述地方中很多 职能部门开公司、办企业的现象，认为具有此类行 为特征的地方可以称作“企业家型”，并且 企业家型的角色实践是地方在改革过程 中面临财政压力时的一种积极适应。首先，它是解 决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困难的一个有 效途径，为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谋得了资金。其 次，它为机构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和一般雇 一８一 ＸＵＥＢＡ０ 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现象。该模型通过对河北 辛集市行为的个案分析认为，辛集市已经 不再直接参与集体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活动了，它 对私营企业的发展也很关心，虽然有个别部门 也拥有企业，但从整体来说，主要是通过建立 皮革贸易城，为辖区内的私有和集体皮革企业提供 质量监控、建立商会、开拓市场等外围服务，表现出 “发展型”的特征。两位研究者认为，地方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税收，但同时，辖区 内的企业也深深地陷入了对提供的公共服务 的依赖，这在客观上也保住了地方在日益 上升的富裕商人阶层面前的面子和持久的影 响力 。 钱颖一和温格斯特继续沿着财政改革的 思路考察了中国地方的行为特征，提出了解释 中国地方角色的ＰＭＦ模型。该模型认为中国 “分灶吃饭”的财政承包制度建立了一个和省 级分享税收大饼的长效机制，这种税收权利的 清晰界定一方面有助于的掠夺行为， 同时也激发了地方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和 自主性。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辖区间的竞争促成 的“用脚投票”机制又约束了地方的掠夺行为。 这种激励和约束的结合促使中国的各级为发 展市场经济而不遗余力 ｊ。 在国内学者中，丘海雄、洪银兴、杨瑞龙等也从 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地方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 中所扮演的“援助之手”的角色。丘海雄和徐建牛 认为，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入，集体企业的民营 化了地方对民营企业的直接管理，但是由 财政改革激发的地方对财税收入的激励 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地方不再扮演直接 参与企业微观经营活动“企业家”角色，而是退出了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０ｃｔｏ．２０１４ Ｎ０．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第１０期（总第１３７期） 企业，转而从外围为辖区内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各 种公共品，以此推动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因此，是产权改革导致了地方的行为方式进入 “后地方法团主义”时代 。 洪银兴认为，中国地方的行为具有市场 性。首先，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阶段，地方在 一定范围内发挥了本来应该由市场机制发挥的作 用。其次，帮助企业与地区外企业竞争。第 三、维护本地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行为 。同 时，中国的地方在市场转型中还扮演着制度创 新者的角色。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市场化 的新生事物是由地方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地 方还时常对来自的计划干预进行“市 场化处理”，保证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 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理论就强调了地 方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促进制度变 迁的功能 。 二、攫取之手范式 与援助之手范式针锋相对，攫取之手范式认 为，中国的地方官僚利用行政权力，从辖区内的企 业和居民那里收取各种名目的税费，获得大量预算 外资金，并且这些资金很少用于生产目的。所以， 地方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攫取之手 的角色，而不是援助之手的角色。 杨善华认为，在改革之前的总体性社会中，政 府在行政管理职能上的单一化和上下级职能 的一致性，使得乡镇政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国家 意志的贯彻及对上级指令和的服从与执行，虽 然它作为～级也有一定的权力运作空间。乡 镇政权的这一特性可以用“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这 一概念来概括。乡镇政权由于自身并未成为一个 利益集团，未参与对社区利益的瓜分，所以使得它 能够相对比较公正地管理地方社会。改革使 间的利益出现分化，也使乡镇政权与社区的利益发 生分化，乡镇政权成为了一个具有利益的集 团，为了获取自身利益，乡镇政权开始偏离其管理 社区、组织社区生活的公共职责，成为一个“谋利型 政权经营者” 。 萨基森和张建（Ｓａｌｌｙ Ｓａｒｇｅ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对浙江杭州市西湖区地方的研究表明，由于中 国的改革只是将权力下放给地方，产权的地方 化导致地方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绝对权 力。所以，地方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变通性”地 执行来自的产权改革，将的私人 利益放在地方社区利益之上，将地方社区的公共企 业合法化为个别的私人企业。财富与权力在 地方手中的进一步集中，可能削弱对 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导能力，不利于地方私营企业 的发展，阻碍民众对地方事务决策过程的公共参 与，恶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地方 的行为不是具有发展性，而是具有掠夺性 。 伯恩斯坦和卢小波（Ｔｈｏｍａｓ Ｐ．Ｂｅｍ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ｂｏ Ｌｕ）认为，中国农村二十年的快速变迁及其 成果在各个地区表现出巨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 在发展型地方的推动下，快速实现了农村的工 业化，大大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而在中西部地 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业仍然是农户最 主要的收入来源。地方为了满足地方开支和 实施雄心勃勃的所谓发展计划，只有从农民家庭收 取各种税和费。这种掠夺行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制造了农民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虽然 反复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并通过村民选举、村务 公开等措施解决该问题，但收效甚微¨ 。 周雪光的研究表明，上世纪９０年代， 实行的各项旨在硬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的改 革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即地方自上而下地 攫取资源，使得来自上级的Ｅｔ益硬化的预算约 束再次软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基层向企 业或个人征收正式税收之外的各种苛捐杂税，将政 府之外的资源转化为可支配的财政能力；第 二，通过政治压力或交换关系迫使或诱使辖区内的 企业或其他实体单位向倡导的政绩项目或其 它公共设施工程捐赠出力；第三，自上而下的“钓鱼 工程”：上级拿出很少一部分资金做“诱饵”，鼓 ・・－——９・－－—— ＸＩＩＥＢＡ０ ２０１４年ｌ０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ｃｔｏ．２０１４ Ｎ０．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第１０期（总第１３７期） 励下级或单位利用各种集资方式完成某项工 程。周认为，导致地方“逆向软预算约束”行为 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干部晋升制度和信 息不对称为地方突破预算追求资源密集 型政绩工程提供了激励；第二，组织制度层面自上 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的合谋而难以有 效运行，自下而上的企业或个人的抵制活动因组织 化程度不对称而无法奏效，权责利三位一体在实际 运行中的分离导致目标责任制的失败 。 １９９４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弱化了 地方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以地生财”逐渐 成为地方又一个攫取物质资源的方式。周飞 舟详细描述了地方通过土地征用和开发来“圈 钱”的具体运作过程，并且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地 方、开发商和被征地农民在利益分配上是极度 不公平的，这为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出现埋下了隐 患。力图控制、改变地方行为的努力 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驱使地方更加 强有力地谋取各种外资源¨ 。苏红对上海一 个郊区镇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的研 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对“地方法团主义”的一 些假设提出了挑战 。 陈抗的研究表明，“分灶吃饭”的财政改革 激励着地方伸出“援助之手”发展经济，扩大地 方税基，即使有也不严重。然而在分税制改革 之后，中国的地方也伸出了“攫取之手” 。 在１９９４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中，利用行政 命令重新确定了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导致 大量的财政收入被拿走，而财政负担却推给地 方。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开始在这套分配体系中 漫延，促使地方从“坐寇”向“流寇”转变。坐寇 有组织、有节制的摄取是一种“援助之手”行为，因 为他们对当地税基的长期发展感兴趣。而流寇的 特性就是不考虑将来，尽可能多地在短期内攫取。 Ｗｏｎｇ也认为，地方在分税制改革后由于财力 不足，当无力支付地方公共服务费用又缺乏征税权 时，他们只好通过增加各种名目的收费和无计划地 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等方式增加预算外资金收人，这 一１０～ ＸＩＩＥＢＡ０ 给许多地区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 三、无为之手范式 根据周黎安的研究，中国的各级地方无一 例外地卷入了以追求ＧＤＰ为目标的政治锦标赛之 中，锦标赛的规则由上级决定，获得优胜的下 级行政长官将获得晋升，并且也获得了进入下一轮 政治竞赛的资格，而表现不佳的下级长官不仅不能 晋升，同时也失去下一轮竞赛的资格 Ｊ。在政治锦 标赛的压力之下，地方为了仕途上的晋 升，必须做出比其他同级地方更大的成绩，甚 至可以不顾地方的需求而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 政绩工程来引起上级的注意。这就必然使得 地方很难独善其身，做到“无为而治”，充当一 个“无为之手”的角色。 但是，根据周飞舟的研究，税费改革了地 方自上而下攫取财政资源的“逆向软预算约 束”行为，而这对于那些中西部工业欠发达地区的 乡镇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因为这些地区的 基层地方没有其它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果不能 够从农村收取各种税费，日常的运转就会非常困 难。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这些地区的地方行为 开始由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 由此，基层政权的行为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 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 ２ 。这种“悬浮型”政 府的角色表现，实际上是强化对地方监督 和约束下的产物，因而是一种被动的“无为之手”， 但是它与“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下的行为 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一样的，应该引起学界的高 度关注。 四、三大范式的比较 综上所述，三大研究范式对地方在市场转 型过程中的角色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援助之 手范式和攫取之手范式，更是针锋相对。这种不同 和对立，一方面是由于各个研究范式所研究的地区 ２０１４年ｌＯ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ｃｔｏ．２０１４ 第１０期（总第１３７期） Ｎ０．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和时期不同导致的，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地 方行为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各 个范式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即所谓“横看成岭侧 成峰”。 （一）研究对象的差异 从研究对象的时间差异来看，援助之手范式大 多描述的是中国市场转型早期地方的行为表 现。如简・奥伊的地方法团主义理论，主要是解释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现 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提出的“市场保护型联邦主 义”理论主要研究的是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简 ・杜珍的Ｅｓ模型是１９９８年提出来的，而布莱切和 许慧文最晚提出的ＤＳ模型也在２００１年。相比之 下，攫取之手范式描述的主要是进人新世纪以后地 方的行为表现。如周飞舟和苏红对地方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角色的研究都是近几年的事 情。萨基森和张建对杭州的研究最早，但也在１９９９ 年。周雪光在２００５年提出了“逆向软预算约束”的 概念。无为之手范式主要描述的是２００３年税费改 革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乡镇的角色表现。 从研究对象的地区差异来看，援助之手范式大 多描述的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角 色。如简・奥伊主要研究苏南地区和山东省集体 企业较发达地区的地方，布莱切和许慧文的ＤＳ 模型主要研究河北辛集，它的皮革产业发展很快， 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丘海雄和徐建牛的“后 地方法团主义”概念主要描述的是珠三角地区的地 方行为。相比较而言，攫取之手范式描述的地 方则既有浙江、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也有中 西部落后地区。而无为之手范式则主要描述的是 中西部工商业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地方行为。 从研究对象的行动类型来看，援助之手范式主 要强调是地方在生产领域中的角色表现，如参 与企业经营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等。而攫取之手范式则主要强调的是地方在 利益分配中的表现，如萨基森和张建描述的是杭州 的地方如何通过产权改革的扭曲执行来 瓜分集体企业的股权，周飞舟和苏红描述了地方政 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是如何在地方、开发商和 被征地农民间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的，这些行为都不 是生产性行为。同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援助之 手范式注重的是地方正式的、外显的官方行 为，而攫取之手范式则注重地方非正式的、隐 秘的行为。由于海外研究者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他 们很难去深入理解地方的非正式行为，所以援 助之手范式得到了大部分海外研究者的支持。而 国内的研究者则更容易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地方政 府隐秘的行为，所以，持攫取之手范式的研究者以 国内研究者居多。 （二）研究视角的差异 在研究视角上，三大研究范式之间也存在诸多 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对财政改革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援 助之手范式强调了财政改革对地方发展 经济的激励作用以及给予地方发展地方经济 的自主性。而攫取之手范式则看到了财政改 革导致的对地方激励的不兼容问题，地方 发展经济的目的与地方社区的利益以及 的目标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地方主要关心 的是自己的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而无为之 手的范式则主要描述了财政改革加上税费改 革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地方能力的负面 影响。 ２．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 援助之手范式认为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以经济发展 的硬指标激发了地方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并且引导地方行为的发展方向，使之与政 府的偏好保持一致。而攫取之手范式则看到了干 部政绩考核制度给地方造成的扭曲的激励，工 业落后地区的地方在面临来自上级的财 政硬约束条件下，却要完成来自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所要求的各项指标，在这种两难的情景下，地方政 府只有通过各种手段征收税费来应付，而这必然加 重企业和百姓的负担，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 时，由于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地方 通过政绩工程来获得晋升。 一ｌｌ— ＸＵＥＢＡ（） ２０１４牟ｌ０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ｃｔｏ．２０１４ Ｎ０．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第１Ｏ期（总第１３７期） ３．制度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虽然地方角 色的研究大都采取了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注重制 度对地方和行为转变的深刻影响。但是， 三大研究范式的制度分析的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 援助之手范式侧重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思考地方 的角色表现，无论是简・奥伊的研究还是钱颖 一的研究，都是从地方是一个财政收入最大化 的追求者这一假设出发，从理论上推导出财政制度 和干部考核制度应该对地方行为有怎样的影 响。相比较而言，攫取之手范式则更加侧重从制度 实施的角度来思考地方的角色表现。如萨基 森和张建的研究，就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地方实 施产权改革的具体过程，结果表明，实施的结 果与设计此项制度的良苦用心是偏离的。在 周飞舟和苏红的研究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地方 操纵的具体运作过程。 ４．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差异。援助之手范式 在看待地方的作用时，是将地方放在中国 市场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发现地方在市场转型 过程中担当了市场增进者的角色，这与东欧转型国 家的地方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它们以西方发 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市 场转型，先人为主地假设市场经济必须满足哪些功 能要求，比如私有产权、有限等。而他们发现 中国的情况与这些不相符时，就认为一定有些替代 性的机构在执行此类功能。因此可以说援助之手 范式属于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而攫取之手范式 则看到的是地方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地方企 业和居民的利益剥夺行为，它看到的是地方、 地方部门以及整个地方和地方社区的利 益的不一致和冲突。所以我们可以将攫取之手范 式看成是一种冲突论的解释。 五、结束语 地方角色研究的三大范式，特别是援助之 手范式和攫取之手范式之间的对立，虽然是由于研 究者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的，但是它们 一１２一 ＸＵＥＢＡ０ 也确实反映出当前我国国家中潜藏的一个悖 论性的现实：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如影相随。黄宗 智认为，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既非市 场又非计划的独特的“改革中的国家”，它既是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 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要认 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悖论性的现实，我 们从援助之手范式和攫取之手范式的对立中似乎 可以找到答案。因为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确实展现了其援助之手的一面，它促成了中国经济 发展的“奇迹”，但同时，地方在经济发展中所 展现的攫取之手的另一面却导致了社会危机的不 断增多。从近年来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来看，我们会 发现，一些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件主要发 生在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经济 越发展，民众的土地流失也越严重，污染也越严重。 而中西部一些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欠发达地区，由 于基层的“空壳化”，开始表现出一种被动的 “无为之手”的角色，反而这些地方的社会矛盾要少 一些。 因此，要打破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之间的悖论 性关系，转变地方职能，从汲取型向服务 型的转变，从经济经营者角色向社会管理者角 色转变，就显得非常迫切。实际上，在层 面，这种转变已经出现。根据王绍光的研究，进入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格局正在出现从偏重 经济到重视社会的转变，在《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中设立的公共服务指标甚至超过了经济发 展的指标 。那么，地方的角色如何能够随着 导向的转变而转变，需要进一步的实 证研究来探讨。 参考文献： ［１］Ｔｉｍｏｔｈｙ Ｆｒｙｅ，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ｈａｎｄ［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７，８７（０２）． ［２］Ｏｉ Ｊｅａ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５（１４４）．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ｃｔｏ．２０１４ 第１０期（总第１３７期） Ｎ０．１０ Ｓｅｒ．Ｎｏ．１３７ ［３］Ｏｉ Ｊｅａｎ．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ａ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ａ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９（４２）：７７—９９．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Ｗｏｄ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２，４５ （０１）：９９—１２６． ［１４］Ｔｈｏｍａｓ Ｐ．Ｂｅｍｓｔｅｉｎ，Ｘｉａｏｂｏ Ｌｆｉ．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４］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ｉｒａｌ Ｆｉｒｍｓ［Ｊ］．Ａｍｅｉｒ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１０１（０２）：２６３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０（１６３）：７４２ —３０１． ７６３． ［５］Ｐｅｎｇ Ｙｕ—ｓ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ａｓ ［１５］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行为的组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０６（０５）： １３３８—１３７０． ［６］Ｊａｎｅ Ｄｕｃｋｅｒ．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ｌａ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ａ Ｔｉ ｉ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２７３． ［７］Ｍａｒｃ Ｂｌｅｃｈｅｒ，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Ｉｎｔｏ Ｌ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ｅ—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ｔｒｅｄｙ，２００１（１６６）：３６８—３９３． ［８］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ｎａ，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ｅ— 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５，４８（０１）：５０—８１． ［９］丘海雄，徐建牛．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角色研 究述评［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０４）． ［１０］洪银兴，曹勇．经济转轨时期的地方功能 ［Ｊ］．经济研究，１９９６（０５）． ［１１］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Ｊ］． 经济研究，１９９８（Ｏ１）． ［１２］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 经营者［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Ｏ１）． ［１３］Ｓａｌｌｙ Ｓａｒｇｅｓｏｎ，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分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ｏｏ５（０２）：１３２． ［１６］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和农 民［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Ｏ１）：４９． ［１７］苏红，陈永金．土地征用与地方的行为［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０３—２２］．ｈｔｔｐ：／／ｆａｃｕｌｔ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 ｋｗｅｈａｎ／Ｌａｎｄ—ｅｘｐｒｏ—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ｔ．ｐｄｆ． ［１８］陈抗，Ａｒｙｅ Ｌ．Ｈｉｌｌｍａｎ，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 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Ｊ］．经济学：季刊， ２００２，２（Ｏ１）． ［１９］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Ｗｏ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２０］周黎安．晋升博弈中的激励与合作：兼论 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Ｊ］．经 济研究，２００４（０６）． ［２１］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 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０３）． ［２２］王绍光．从经济到社会：中国公共格 局的历史性转变［Ｊ］．中国公共评论，２００７（０１）． （编辑：李磊） 一１３一 ＸＵＥＢＡ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