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下诗词鉴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己亥杂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是我国清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792年，他出生于浙江仁和（在今抗州）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喜爱读书，特别爱学写诗。14岁时，他就能写诗，18岁时会填词，20岁就成了当时著名的诗人。他写的诗，想象力很丰富，语言也瑰丽多姿，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在诗中揭露了清王朝的黑暗和，主张改革，支持禁烟派，反对侵略，反对妥协，充满着爱国热情。他是个爱国主义者。

道光十九年（1831年）岁次已亥，龚自珍辞官返乡，又去北上迎接妻儿，在南北往来途中，感于清朝朝庭压抑、束缚人才的情况，作诗315首表达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龚自珍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在清朝里做了20年左右的官。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和黑暗，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1839年，在他48岁时，就毅然辞官回老家。在回乡的旅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

一天，龚自珍路过镇江，只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打听，原来当地在赛神。人们抬着玉皇、风神、雷神等天神在虔诚地祭拜。这时，有人认出了龚自珍。一听当代文豪也在这里，一位道士马上挤上前来恳请龚自珍为天神写篇祭文。龚自珍一挥而就写下了《九州生气恃风雷》这首诗，全诗共四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诗中九州是整个中国的代称。诗的大意说，中国要有生气，要凭借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现在人们都不敢说话，沉闷得令人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拘泥于常规，把有用的人才降到人间来吧。

后来，人们把“不拘一格降人才”精简成“不拘一格”这个成语，用来比喻不拘泥于一种规格、办法。 诗里还引申出“万马齐喑”这个成语，比喻空气沉闷的局面。

魏晋 作者: 刘桢 《赠从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刘桢的诗风格劲挺，不重雕饰。作品流传很少，现仅存十五首。刘桢有《赠从弟》诗三首，都采用的比兴手法。本作是第二首，作者以松柏为喻，勉励他的堂弟坚贞自守，不要因外力压迫而改变本性。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开篇描写出松柏树的整体形象：高耸挺拔，立于高山之上，笑迎“瑟瑟”寒风，不向严寒低头，不在恶势力下弯腰，高俊雄伟，傲骨铮铮。

三、四两句“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意思是说风声是多么的凶猛，松枝在风中又是多么的刚劲。是对风声与松树都予以展开描写，描写松柏与寒风在对立中所展现的情状，突出了松柏树的可贵品格。

五、六两句“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意思是正当严冰寒霜带来一片悲惨凄凉景象之时，松柏树却总是那么挺拔美好。通过

冰霜的残酷再一次反衬松树的不畏严寒与高洁傲骨。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两句的意思是难道松柏就不遭受寒冷吗？但是松柏原本就具有不畏严寒的本性。直接写松柏的品格，点明主题。

如果说前面四句主要写松树的外在形象，那么后面四句则主要写松树的内在品格。它雄伟挺拔，不惧怕任何恶劣严酷的环境。这样，松树的形象才得到完整的表现。

全诗以简练的语言写出了松柏树刚正坚贞、不屈不挠的鲜明形象和不向严寒低头，不向残暴弯腰的高贵气节，诗作融入了对松树赞颂的深厚感情，其用意是以比兴手法象征诗人自己的性格与抱负，同时也是为了勉励他的从弟。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约659年-700年）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

唐睿宗文明元年（六八四）中进士，后升为右拾遗。而后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多次进谏，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有《陈子昂集》，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中、《新唐书》卷一○七有传。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被收录为沪教版六年级第二学期第四单元（唐诗精华）第十三课。 被后人称为诗骨。 相关事件 一

陈子昂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今天射洪县城古城墙名为“子昂城”，街道有“伯玉路”等名称实为纪念陈子昂。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二

父亲的去世，给陈子昂以莫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陈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县县令段简是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他听说陈家钱财富足，就心生歹意，图谋勒索。陈子昂家人给县令送去了20万缗，尚不能满足段简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段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陈子昂打入了南监。

据说，陈子昂在狱中曾经自己给自己卜过一卦，卦相大凶，陈子昂惊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不久，他果然死在狱中，时年43岁。

这是《唐书》上的记载，但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一直到死，陈子昂都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不知当地县令的“勇气”何来，居然敢敲诈“国家工作人员”，以至于让陈子昂冤死狱中，这一直是一个谜。后来，有人说是因为陈子昂在朝做官时曾开罪于武三思，所以武三思才指示当地的县令如此折磨陈子昂。这似乎也不太好理解，因为武三思如果想收拾陈子昂，根本用不着搞得这么复杂。 不论怎样，陈子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盖棺论定，新、旧《唐书》给予他的一致评价是“褊躁无威仪”。所谓“褊”，意即狭小、狭隘；所谓“躁”，意即性急。“褊躁”用在陈子昂身上，也许比较合适。

陈子昂的一生其实就是褊躁的一生，从自我炒作，到大拍武则天马屁，其实都是陈子昂褊躁的表现。但是，陈子昂却有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此事载于《唐书》之中。

某日，武则天治下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外出公干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家驿站。凶手是

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当时徐的身份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民杀，这显然具有十足的爆炸性，整个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

为什么这个小服务员要杀害朝廷要员呢？标准答案是徐元庆为父报仇。原来，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我们知道，县尉在古代是县令的属官，专司当地的治安工作。徐元庆的父亲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终于有一天，赵师韫为公事出差来到了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抓住机会，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赵师韫，报了杀父之仇。

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占上风的观点是，徐元庆应该受到表彰，至少应该予以无罪释放，因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因此，尽管徐元庆杀了人，但他杀人的动机高尚，出发点良好，在讲究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朝廷应该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就在此事将要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他在文章中说：“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陈子昂的意思很清楚，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将杀父的仇恨记在心间，誓与仇人不共戴天，其孝心感天动地，足以令日月变色。因此，陈子昂建议在对徐元庆处以极刑之后还应为他举行盛大的表彰会，以颂扬他的一片孝心。陈子昂的建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 事情得以如此地解决，陈子昂难免得意扬扬，他顺理成章地要求：有必要将我的《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陈子昂的要求最后也得到了满足。然而，几十年后，陈子昂的《复仇议》就被柳宗元给抓住了把柄。柳宗元认为陈子昂逻辑混乱，大脑不清。柳宗元开宗明义地说：毫不怀疑，陈子昂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Why?柳宗元条分缕析地说：徐元庆一案的要点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真的有罪，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那么被县尉正法就是罪有应得，父亲有罪被诛而徐元庆却执意为父报仇，谋杀朝廷命官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杀之是题中应有之义；反之，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死于无罪，赵师韫就涉嫌草菅人命，这样的恶官被徐元庆杀掉也就毫不足惜，徐元庆的行为在客观上也就是为国除害，徐元庆不但不应被杀，而且还应予以表彰；徐元庆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二者只能居其一，一个人决不可能像陈子昂所分析的那样既有罪又无罪。柳宗元因而断定，陈子昂的分析看似滴水不漏，实则精神，其本质是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论，陈子昂的建议最终也只能扰乱人心，让人无所依从。就这样，陈子昂唯一的一次辉煌记录被柳宗元给解构了，柳宗元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并被作为定论收入在了唐朝的法律文献内。《登幽州台歌》这首短诗，由于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历来传诵的名篇。 陈子昂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直言敢谏，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常常提出批评意见，不为武则天采纳，并曾一度因“逆党”株连而下狱。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这使他心情非常苦闷。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同出征。武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稍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即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的古人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与《登幽州台歌》是同时之作，其内容可资参证。《蓟丘览古》七首，对战国时代燕昭王礼遇乐毅、郭隗，燕太子丹礼遇田光等历史事迹，表示无限钦慕。但是，象燕昭王那样前代的贤君既不复可见，后来的贤明之主也来不及见到，自己真是生不逢时；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了。本篇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了诗人失意的境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这种悲哀常常为旧社会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士所共有，因而获得广泛的共鸣。

本篇在艺术表现上也很出色。上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单寂寞悲哀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念这首诗，我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北方原野的苍茫广阔的图景，而在这个图景面前，兀立着一位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孤独悲伤的诗人形象，因而深深为之激动。

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本篇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

同时，在句式方面，采取了长短参错的楚辞体句法。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其式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其式为：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前两句音节比较急促，传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曼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yì)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人称“诗佛”，名、字合之为“维摩诘”，《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因此经的主人公为维摩诘居士，故而得名。维摩诘居士是佛教中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的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意译为净名。无垢称诘，意思是以洁净、没有染污而著称的人。可见王维的名、字中已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王维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是得到了“诗佛”的称号。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里，根据王维写的《请施庄为寺表》云：“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从小就受到了母亲的熏陶，同时，根据《王右丞集注》卷二五《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在述及诗人同当代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时说：“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可见王维确实也佛家因缘不浅，其晚年更是过着僧侣般的生活。据《旧唐书》记载：“在京师，长斋，不衣文采，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此时的王维俨然是一僧侣了。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

王维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 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其时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当时要求有所作为的心情。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到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边塞诗还是山水诗，无论是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他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淡幽静，都能准确、精练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建、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二人也被合称“王孟”。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是天宝末年李白在宣城期间饯别秘书省校书郎李云之作。谢朓楼，系南齐著名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创建，又称北楼、

谢公楼。诗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

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三四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下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象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七、八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我们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诗人的精神尽管可以在幻想中遨游驰骋，诗人的身体却始终被羁束在污浊的现实之中。现实中并不存在“长风万里送秋雁”这种可以自由飞翔的天地，他所看到的只是“夷羊满中野，绿葹盈高门”（《古风》五十一）这种可憎的局面。因此，当他从幻想中回到实里，就更强烈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重了内心的烦忧苦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这一落千丈的又一大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思想感情的瞬息万变，波澜迭起，和艺术结构的腾挪跌宕，跳跃发展，在这首诗里被完美地统一起来了。诗一开头就平地突起波澜，揭示出郁积已久的强烈精神苦闷；紧接着却完全撇开“烦忧”，放眼万里秋空，从“酣高楼”的豪兴到“揽明月”的壮举，扶摇直上九霄，然后却又迅即从九霄跌入苦闷的深渊。直起直落，大开大合，没有任何承转过渡的痕迹。这种起落无端、断续无迹的结构，最适宜于表现诗人因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而产生的急遽变化的感情。

自然与豪放和谐结合的语言风格，在这首诗里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必须有李白那样阔大的胸襟抱负、豪放坦率的性格，又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才能达到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这首诗开头两句，简直象散文的语言，但其间却流注着豪放健举的气势。“长风”二句，境界壮阔，气概豪放，语言则高华明朗，仿佛脱口而出。这种自然豪放的语言风格，也是这首诗虽极写烦忧苦闷，却并不阴郁低沉的一个原因。

李商隐《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

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2]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是一位大家，当时与杜牧齐名。不过，若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他是超过了杜牧的。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创造性地丰富了诗的抒情艺术。他的诗歌创作，常以清词丽句构造优美的形象，寄情深微，意蕴幽隐，富有蒙眬婉曲之美。最能表现这种风格特色的作品，是他的七言律绝，其中又以《无题》诸作（多为七言近体）堪称典型。诗以“无题”命篇，是李商隐的创造。这类诗作并非成于一时一地，多数描写爱情，其内容或因不便明言，或因难用一个恰当的题目表现，所以命为“无题”。其中有的可能别有寄寓，也可能有恋爱本事以为依托，虽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考索，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以证明确有寄托或确依何事之前，主要应该以诗歌形象所构成的意境为依据，把它们作为一般爱情诗对待，这并不妨碍认识它们的艺术价值。下面这首《无题》，大家就是把它视为抒写爱情的名作去欣赏的，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例如《夜雨寄北》的前两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次句不仅象征诗人留滞巴蜀，而且反映了客子离人的百无聊赖，同“东风无力百花残”一样，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感情以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的抒情方式。

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于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用蜡烛作比喻，却不是单一地以蜡泪比拟痛苦，而是还进一步以“成灰始干”反映痛苦的感情终生以随，联想比前人深微复杂得多，形象的底蕴也因此而丰富得多了。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脱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廻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揣想对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所以愈发感到环境凄清，月

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她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

想象愈具体，思念愈深切，便愈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铸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联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邈深情。

诗中一、三、四、五各句，都可以从李商隐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发现相似的描写。在前人创作的薰陶和启发下，诗人有所继承和借鉴。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以很高的创造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把原来比较朴素的表现手段改造得更曲折、生动，用以反映更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实际上已经脱去旧的形迹，成为新的创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丰富的文学修养与他对于意境和表现手段的探索，是这首诗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唐代诗人 、教育家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韩愈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8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李煜《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 937 — 978 ），公元 961 年即位，五代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他登位之时，宋已代周建国，南唐形势风雨飘摇。他在对宋委曲求全中过了十几年苟安生活。南唐为宋灭之后，他被俘到汴京，过了约两年囚徒生活，终为太宗赐鸩毒杀。 李煜在政治上十分，文艺上却颇有成就，能书善画，妙解音律，尤工于词。他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不修政事，纵情于吟咏宴游，笙歌燕舞，为了使宫女的舞姿更加曼妙婀娜，荒唐病态竟至于让宫女束脚，戕害中国女子裹脚陋习便起于其人。他这一时期的词作大都反映了他荒淫奢靡的宫廷生活，这些词是在技巧上已日臻成熟，实则为南朝宫体和花间词风的承续。

后期则为入宋之后，此时，他逐渐从醉生梦死中清醒过来，对屈辱的拘囚生活极为愤懑感伤，他的词开始转向抒奏亡国之音，倾泻其“日夕以眼泪洗面”的深哀巨恸，他的词有了打动人心的恒久的艺术力量。可以说，亡国使他丢掉了皇帝的宝座，却使他在词的创作上获取了巨大的成就，诚如清代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的那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便是对他文学地位的中肯评价。 《望江南二首》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 。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

这两首词，是后主入宋以后，追恋故国之作。李煜词笔，挥洒自如，以寥寥五句，写人间大悲剧，以昔日之荣盛反托今日之凄凉。凭着他的高度艺术技巧，把重温旧梦的一腔悲恨，表露得隐而实显，浅而深致。陡然“多少恨”领起全篇，令人惊悚。原来悲恨之源来自昨夜一梦，昔日繁华鼎盛在梦中重现，使梦醒后的李煜格外痛苦，乃至恨声不绝。当年游乐御苑，凤舆銮驾，香车宝马，随从列队，宫女如云，“车如流水马如龙”一句，袭用成语，浑然天成。李煜后，宋人多效此种技巧。《望江南》第二首“多少泪，断脸复横颐”。这泪流得纵横满面，难止难歇。后主入宋后，曾给金陵旧宫人带信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用这首词印证，可见真实。李煜这首小词，从流泪始，到断肠终，表达了他当俘虏后极端悲哀、痛恨的心情。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李煜最后的一首感怀故国的名作，作者以形象的比喻，诘问的口吻，悲愤的情怀，激宕的格调，放笔悲号，写尽亡国君主的哀愁。上阕曲调高亢悲慨，唯有作家经历过大灾难，炼就大手笔，才能究诘人生，写有如此深度和力度的词作，大有负荷全人类之悲哀的气概。下阕则用了曲笔，“朱颜”暗描江山易改 ，“改”字点出全词题旨：是悲恨的根源。最后，词人把难以说明的去国之思、失国之悲、亡国之恨全部纳入一个“愁”字中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真乃千古绝唱。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者也 。 ”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宋)王安石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世人称其为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汉族,世称临川先生 又称王荆公。 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qiú）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家”。

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

宁，过着闲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清平乐·村居 宋 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作品集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关于更名一事，辛弃疾在抗击金人的战斗过程中，将原字“坦夫”改为“幼安”，旨在效仿西汉大将霍去病（前140年－前117年），也能奋勇杀敌，带领将士打败异族侵略。

辛弃疾的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

西狄道迁齐州（包含今山东、江苏、河南等）州府——济南，故为济南人。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济南由此也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学中心。

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军，并担任掌。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

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7岁。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砺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他将豪放词推帜至一个顶峰.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1161年，辛弃疾自22岁率领2000多家乡父老兄弟抗金，便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20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是，他中年却屡屡蒙受谗劾，赋闲20年，直至忧愤而死。从1181年到1207年，他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过着闲居的生活，其间有6年时间被起用又被罢官，来往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任上和带湖、瓢泉之间；而居带湖亦时往瓢泉小住。瓢泉，是这位爱国词人南渡后的最后归宿地。

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1181年春，辛弃疾来到上饶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当年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下楼策马相迎。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爱国志士，将这次会晤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将期思村前的石桥称为“斩马桥”，并在桥旁建了斩马亭。至今，当地还流传辛弃疾和陈亮“斩马盟誓”的故事。斩马亭还在，虽经历风雨，仍有不少刻有“斩马亭”字样的釉瓦覆盖其上，为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1195年春，瓢泉“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浣溪沙·瓢泉偶作》），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1203年，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1205年秋，又被罢官，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农历九月初十，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遗愿离开了人世。死后葬在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