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_王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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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

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

王颖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00)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和媒介批评先驱,李大钊早期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活动的典范。他的媒介批评思想

来源的复杂性,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资产阶级报刊新闻学,到无产阶级新闻学转变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报刊媒介批评活动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延续性和断裂性特征。

关键词:李大钊　媒介批评　思想来源　转型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5)01-90-4

李大钊是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的先驱,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

生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从1913年起开始报刊宣传活动,到1927年被捕、遇害的14年间,先后主编或指导编辑出版的报刊近20种。在从事办报实践的同时,李大钊积极开展媒介批评活动,撰写了大量媒介批评文章,涉及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争取、社会与民主政治建设、新闻事业的性质与特点、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培养、反对西方新闻侵略以及办报与修史之间的辩证法等问题,其前期的媒介批评活动与新闻思想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影响,充满了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言论出版自由权力的殷切期待。五四时期,李大钊逐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媒介批评活动灌注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同时也增强了批评文章的战斗性和批判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实际的媒介批评活动中,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活动的典范。他在批评活动中所阐发的许多新闻思想和观念,并未因时间流逝的原因而稍有暗淡,对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依然具有指导、借鉴的作用,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一、李大钊早期的媒介批评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李大钊1913年前后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开始报刊宣传活动,到1916年时开始发表涉及媒介批评的文章。在1917年十月前,李大钊基本上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的报刊批评活动和报刊思想受西方思想界的影响比较大。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他从严复、江兆民等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穆勒(《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达尔文(《大演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卢梭(《民约论》)等著作中接受西方进化论和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影响,后来李大钊又留学日本,进一步接受西方立宪政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他早期的媒介批评观点都反映出了这些西方思想的影响。

(一)进化论与报刊的使命和任务:报刊的进化精神。

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使李大钊逐步形成了他的“青春哲学”观和“报刊进化精神”观。他希望通过报刊宣传活动来实现创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青春中华”的理想,报刊应当肩负起建设“青春中华”的神圣使命。他关于报刊使命和责任的思想,主要反映在1916年8月为《晨钟报》所写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和1919年10月12日发表于《新生活》杂志的《双十字上的<新生活>》等文中。在这些文献中,他明确提出报刊应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而奋斗。“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试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87·

二十衹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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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因此,“《晨钟》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颮颮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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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他将国家的命运、青年的精神的觉醒、报刊的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阐述了报刊应当以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的拯救为神圣使命的思想。正是基于三者的上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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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鲜明地提出了《晨钟》的唯一使命便是要“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

以进化论为基础,他还提出了报刊应当与时俱进的观点,不过李大钊的报刊进化观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属于中国式的报刊进化论。在1917年1月28日发表的《<甲寅>之新生命》一文中,李大钊以中国《周易》、《老子》中的进化思想阐述了“宇宙间,循此律以为生存者,其运命之嬗蜕,亦遂莫不由固定而趋于流动,由简单而趋于频繁,由迟滞而趋于迅捷,由恒久而趋于短促,此即向上之机,进化之象”的进化观,根据这种进化观他提出报刊应当具有与时俱进,应时而化,应环境而变的进化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新生命,循环演进,生生不息。因此他认为,报刊应当是开放的而非保守的,应当是多元化的而非是单一的,应当是流动的而非是静止的,应当是复杂的而非是简单的,应当是迅捷的而非是迟滞的,应当是灵活善变的而非是僵化保守的。唯有通过报刊自身的进化努力,才能实现报刊的“惟一责任”,即“谋以其自身之努力,奋发我国民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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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以其自身之进化,开导我国民使之进化”。

(二)自由主义与言论出版自由权力的争取和社会建设。

由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影响,李大钊对西方议会政治制度充满想往,由此出发,他对于与西方民主政治休戚相关的社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思想学术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探讨,积极主张社会层面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反对政治,同时,他还提醒人们警惕民主中的所谓“暴民政治”现象,充分尊重个人的思想、言论权力,防止出现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众同而禁一”的现象的出现,而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多数人的意见压制少数人意见,是多数人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其主要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16年12月10日发表于(公言》上的《与思想自由》和1917年2月22日发表于《甲寅》日刊的《议会之言论》等文中。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言论自由是人生的必然要求,也是立宪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础。“立宪国之有言论,如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之血脉有所停滞,则其人之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会之言论有所阻塞,则其国之政治必呈销沉不进之观。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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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尽有之机会,对于几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言论出版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为了确实保护出版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禁止书报检查制度对出版自由的破坏。第二,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主张多数意见宽容少数意见,而不是以多数意见的势力来强迫、压服少数意见,社会应当允许少数意见的存在和表达。

综合考察李大钊前的活动及其媒介批评文献来看,他的报刊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卢梭的共和民主思想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潮。尽管有证据表明,李大钊这一时期曾经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但这一思想显然还没有对他产生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主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而且这两种思想在李大钊的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反映。这也是那一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独特特征。在媒介批判的形态上看,他主要侧重于理论上的研究,媒介批评的学理性较强,而他的主张则基本上是服务与改良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目的。

二、五四时期李大钊报刊批评活动及其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1918年年初的前后一段时间,李大钊在思想上因受到十月后苏俄社会变化的震动,开始关注、同情、欢呼十月的胜利,从而开始了从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向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李大钊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于新闻事业和看法,使他的媒介批评活动呈现出新的趋向和特点,表达出不同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在媒介批评的形态上,思想转变前主要以学理性的研究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批评当时的媒介现象,主要依据的理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学说,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报刊的宣传和奋斗开启国民的智识,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和立宪修养,为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立宪政治奠定基础,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繁荣、昌盛。在后期思想发生转变之后,李大钊媒介批评活动在表现形式上较多地运用短小犀利的短评,文章的改良色彩逐渐淡化,而战斗性日益增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除了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而外,更多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到建党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尽管·88·贵州文史丛刊　2006年　第1期

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存在,但李大钊更多地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辩

证地吸收运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由于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思考存在着某些历史的特性,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介批评者和理论家的历史地位。相反,这些历史特性,正好体现了他由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到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轨迹。李大钊后期报刊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反对封建军阀的思想、言论出版、反对帝国主义新闻侵略的媒介批评。如前所述,尽管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李大钊此时尚未能了解马克思、列宁的新闻报刊思想,但此时的李大钊,毕竟己经是一位具备了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媒介批评的目的、意图、方式、方法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方面,都有别于其前期的媒介批评实践。其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在报刊批评活动中贯注了鲜明的反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他在《新生活》、《新青年》和《晨报》等报刊上,就言论出版自由问题发表了《哪里还有自由》、《禁止说话》等短小犀利,旗帜鲜明的媒介批评文章,对北洋军阀摧残,侵犯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除了反对封建军阀的媒介批评外,李大钊还是中国现代史较早地对帝国主义新闻侵略进行批判的有识之士。1924年6月,路透社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图乱广州时局”,一时引起国内混乱,人心惶惶。李大钊借此在《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18日)发表《新闻的侵略》一文,表达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的意见和态度。他将帝国主义新闻机构凭借其优势实力和在华不平等地位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以逞其私的行为视为“新闻侵略”,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剖析帝国主义在华新闻机构的实质的中国人。对于这些造谣惑众,破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安宁的新闻侵略者,应当予以严办。“中国应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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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

(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形成及其特色。李大钊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特点、记者修养、报刊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22年2月12日应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之请,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题为《给新闻界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演讲和1923年8月30日撰发《报与史》等文中,前者从理论上概括了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闻事业的基本的观点,贯注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因此被认为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新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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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讲话”。后者专门就报纸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和办报与修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考察,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高度来研究新闻报刊,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新闻观。其基本思想有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李大钊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据此,新闻工作者应当把眼光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去。“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要想全面介入到活生生的整体的社会生活中去,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加强自己的知识修养,因为社会是纷繁复杂的,“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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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加以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由于大学在这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李大钊认为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中国新闻界的社会地位,给新闻界开创一个新的纪元的责任。

其次,他认为,报纸的功能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向公众报道新闻;第二是刊登文艺作品及其他“有趣味的评论”等,为群众提供娱乐;第三是本着报纸的宗旨和主张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这三项功能中,李大钊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报纸报道消息的功能,报纸的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应当以传播消息的功能为依托,他说:“就报纸的普通,而且重要的主旨,乃在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的而且精确的报告出来,俾读报纸的人们,得些娱乐、教益与知识。今日报纸的需要,几乎成了一种人生必需品的原故,就在他能把日日新发生的事件,用有系统、有趣味的笔法,描写出来,以传布于读者,使人事发展、社会进化的现象———呈露于读者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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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李大钊对报纸真实记录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是极其强调的,在事实、娱乐和评论三者之间,事实是占第一位的。他关于报刊的三个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和分析可谓极为精辟,这些观点也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所证明了的正确见解。

(三)独具特色的历史一新闻观。李大钊报刊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作为中国新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李大钊尤其擅长将历史与新闻两者相比较,他细心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得出一些颇为独到的看法,他的唯物主义史观是理解其新闻报刊思想的一个重要角度。

李大钊认为,“报与史有密切亲近的关系。”“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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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事实上,李大钊认为社会与历史两者是“同质而异观”的,“同一试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

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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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所以,他认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而“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历史与报纸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办报和从事新闻事业就可以参照治史的方法来进行。他认为史的要义主要有三项:“一曰,察其变。社会的进展不已,人事的变迁无常,治史者必须即其进展交易之象,而察其程迹,始能得人类社会之;二曰,搜其实。欲求人类进变之迹,苟于个个现实发生的事件,未得真确之证据,则难免驰空武断之弊;三曰,会其通。今日史学进步的程途,已达于不仅以考证精核片段的事实,即为毕史之能事了,必须认人事为互有连琐,互有因果关系者,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发现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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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与感应,而后得观人事之会通。”作史的这三项要义也应当是作报的要义。因为,“报纸上所记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惟[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记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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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以,他认为新闻记者“既负有为他日史家预备史料的责任,那么新闻记者于载笔记事的时候,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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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上述史的三个要义,以相从事,其报始有价值。”

不过,报纸还有它自身的特点,因此还应当结合报纸的特点把握作报的要义,李大钊专门就报刊的功能和报刊新闻在时效性问题上阐明了它不同于史的特点。报刊在报道新闻上特别要讲求时效性问题,时效性的要求影响了报刊文章在客观性、正确性以及在深度上的把握。而历史的修撰则没有这样的问题,历史需经过深思熟虑,冷静客观地思考,以“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落笔,才能完成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作品。因此,“惟作报与作史最有不同之点,就是作报大率多致于力求其报告的迅捷,求迅之念切,则与搜实之义不能两全,而新闻记者之纪事,又每易为目前发生的零碎事象所迷骛。因之于察变会通之义,常易纷失其因果连贯之系统,这是新闻记者应该特加注意的事。”报纸在时效方面和逐日报道社会各种繁杂新闻的特点,决定了新闻记者在“搜其实”和会其通两个方面极容易流于疏浅。也就是说,新闻记者的活动不仅要考虑到“新闻的真实”(即记述“实在的事实”的真实)而且还应当考虑到“历史的真实”。而所谓“历史的真实”,按李大钊在《史观》、《史学要论》中所述,包括两个意思“一是记录正确的真实”,一是解喻正确的真实。”“解喻”也就是对一成不变的“实在的事实”的解释,也就是历史观。“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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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随时变迁的”。为了避免这些缺点,达到新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新闻记者要有历史研究者的修养,要有历史的知识,要具有与史学者一样的冷静的头脑,透澈的观察,用研究历史的方法,鉴别取拾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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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生事实的种种材料。这样子才可以作成一种好报纸,同时亦能为未来的史家预备些好史料。”

综观李大钊一生的报刊批评活动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闻思想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对于李大钊媒介批评活动的一些明确的认识。首先,李大钊具有丰富的报刊工作实际经验,他新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相关论述,后期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媒介批评及新闻思想上具有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体现了他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学习继承,到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探索开创的思想历程。体现了历史和学术的延续性。其次,李大钊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和研究是比较全面的,也是非常深入的,尽管没有写作专门的新闻论著,但从他的许多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对新闻学的认识是极具理论深度的,有不少论文完全可以视为对于新闻学问题所写的专业研究论文,因此,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从事新闻方面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再次,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后所进行的报刊活动、媒介批评和理论阐述等方面都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因此,他无可置疑的是中国最早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及方法进行新闻学研究的学者,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派事实上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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