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３卷第４期 ２ ０ １ ２年８月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４Ｖｏ１．３３ Ａｕｇ．２ ０１ ２ 论湖湘文化的精神品格和历史局限 许顺富 （湖南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０６） 摘 要：湖湘文化是湖南历代士人用独特的睿智、深邃的思维、理性的恩考、生花的妙笔堆砌而成的文化宝塔， 在它的文化潜质里到处流淌着湖南士人的文化气息和价值追求。使得湖湘文化既具有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崇 尚实学、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抵御外侮、卓砺敢死的优良品格；又具有 重政治、轻经济，重经世致用、轻人文关怀，重程朱理学、个人气节，轻大局意识、和谐观念，，重“夷夏之 辨”，轻海纳百川的不利文化因素。这种优劣互存的文化品性，使得忧国忧民、追求进步、卓砺敢死的湖南人在 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往往挺身而出，勇于献身，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头羊，而在和平时期，湖南人则往往 默默无闻；湖南社会也常常呈现出保守与激进、落后与进步交相辉映的奇特局面。 关键词：湖湘文化；精神品格；历史局限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３１３（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８６—０７ 湖湘文化是历代士人用独特的睿智、深邃的 思维、理性的思考、生花的妙笔堆砌而成的文化 宝塔。在湖湘文化的深层潜质里到处流淌着士人 的文化气息和价值追求，倾注着湖南知识精英忧 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浸润着他们急功近利、致知 韧和笃于实行胜于南方人，而南方人的想象宏富 和颇具灵性则强于北方人。屈原长期生活在贵族 社会，后又被流放湖湘十年，深入到了社会下层， 他的经历使他有充分的可能融合南北两派文化特 长，从而创造出一种既有强劲力度和忧国忧 识而又忠于君主的悲壮楚辞，既有丰富想象深度 和不羁精神又对美好社会执著追求的激越楚 辞。南北文化特质的合二为一，正是屈原精神的 体现，亦正是冯友兰所论的“楚人精神”。这种精 力行的经世观念；浓缩着他们“气化日新”、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张扬着他们抵御外侮、卓砺敢 死的爱国主义情怀。 神传诸湖湘大地，“流风所被，化及千年”，使湖 湖湘文化的创立者和传承者都是具有较高文 化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代圣人立言的强烈 湘文化“尽洗蛮风，登诸华琰”＿１ｌ』（ 驼’ 湖湘文化的创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虽是福 建人，但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较深的理 使命感，又有为天下立心的雄心壮志，在他们的 文化基因里，时常带着浓重的“士”人气息。 学根底，后来又长期定居于湖南，不断吸收着湘 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屈原强烈的忧国忧识， 在他们的身上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胡安国 以“康济时艰”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他曾给宋 高宗上了２１篇时论，提出：必须下定决心定 是湖湘文化具有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湖 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士。 一屈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屈原作品中所表现 出来的精神实际上是融汇了王国维所说的南北两 派文化的思想特质。北方人以坚韧强毅的气质将 改造社会当作他们的奋斗目标；南方人则以理想 主义气质谋求创造一个新社会。北方人的坚毅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２２ 都建康，反对偏安杭州；必须下定决心立志恢复 中原，扫平仇敌，救回徽、钦二帝以振士气；必 须选拔多见识、有志向、敢直言的诤臣参与朝政，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湖南绅士与近代文化变迁”（０６０７０８８Ａ）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许顺富（１９６３一），男，湖南辰溪人，博士，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８６ 以安天下之心。他还建议宋高宗“除敌贼，选县 令，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恤民事”；而后才 能“号令行，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 以战则胜，以功则服，天下定矣。”在忠言遭忌、 革职为民后，他虽退隐山林，仍不忘著书立说， 时刻关心着现实中的破碎山河，凋残民物和饥寒 百姓。胡宏一生无意于做官，“穷居社门，躬理耕 植，时读经史，以求寡过。”但他却对现实政治十 分关心，时刻以国家安危为念，向宋高宗皇帝上 万言书，陈述治邦的主张。而张械３Ｏ岁时， 即辅佐其父进行以收复中原为目的的抗金斗争。 一生为官１０余年，在朝廷他以犯言直谏著称；在 地方，他关心百姓疾苦，考察当地利弊，改革地 方弊政，减轻人民负担，兴办地方教育。湖湘文 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年轻时就深受湖湘文化忧 国忧识的影响。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他就 与志同道合者成立“行社”，以示关心社会，切于 实际；后又建立“匡社”，以示匡扶正义，修正谬 误。这些爱国活动团体，体现了王夫之心忧天下 的精神境界。王夫之在经济上同情人民疾苦，反 对残酷的封建剥削，主张“宽以养民”。提出对平 民百姓要“宽其役，薄其赋，不幸而罹乎水旱， 则蠲征以苏之，开粜以济之”。在政治上则反对极 端的君主，要求抑制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 大地主的封建。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 不以天下私一人”的著名命题，明确要求“王者 以公天下为心”。他还提出“分统而治”的思想， 主张以郡县分权制约君主专权和集权。他提 出了“严以治吏”的政治主张。他说“严者，治 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 以时为进退者也。”他认为治贪于上，则止贪于 下，体现了王夫之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二是湖湘文化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学 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生活于社会动荡， 阶级矛盾和异常尖锐的转型时期，因而 他们非常注重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强调 “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社会实学观。早期湖湘 学者胡安国尽毕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经世。他 称《春秋》是一部“经世大典”，《春秋传》的目 的在于阐明“百王之法度，万事之准绳”，以供人 主“经世”取法。胡宏最讨厌学者“多寻空言， 不究实用”，强调人的知识主要是来自后天的学 习，“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 后用。”［２］（曲 他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 经与致用的关系作了理论说明。胡宏认为，圣人 之道，就是要有体有用。通过学习、研究和思考， 准确地掌握儒家经典中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根 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即是“明体”，或者称之为 “致知”，然后去指导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即 是“致用”，或称为“力行”。明体就是为了致用， 致知就是为了力行，这就正如有的放矢。张杭在 继承胡宏知行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行 互发”的思想。他说：“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 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这就深刻地揭 示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是知行辨证统一、互相发 生作用，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因而他主张“儒 者之政，一一务实”。 ｌＪ（ ”王夫之把湖湘学派的知 行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行先知 后”，“即事求理”的著名论断。湖湘学派主张： “始于修身，终身济世”，反对虚浮之风，提倡务 实践履，主张身体力行。这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 他学派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其区别于 关中学派的繁琐考据，也区别于江浙文化重商重 娱的特色。这正是湖湘学派经过长期积累，一旦 爆发，便星火燎原、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 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了湖南近千年 的学术发展。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 就明确主张治学应有益于世用，而不为空谈。张 械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明确宣称办学宗旨是为 “造就人才，以使道而济斯民也”；治学宗旨为 “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 清在他制订的《岳麓书院学箴九首》中，要求学 生通晓礼、乐、兵、农等学问，通晓时务物理， 以求经世致用。岳麓书院１８条学规中，第１３条主 张“通晓时务物理”，第１４条规定“参读古文诗 赋”。把时务物理（即实用之学）放在古文诗赋之 前，实在是有别于全国其他一切学派的高明之处。 在岳麓书院安排的课程中，包括农经、军事等。 因为要经国济世，因为要学以致用，所以，湖南 比其他地方少了一些酸溜溜的纯文人，而多了不 少经国救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是倡导“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强调事物的变动观， 反对因循守旧。胡宏提出了阴阳对立的矛盾观， 认为正是这种阴阳既对立、又统一的“太和之 道”，推动着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成则极，极则 变。物盈则倾，倾则革”『４］（ ，从而使整个世界呈 现出“雷动风行，千变万化，，Ｌ ｊ（ｐ２ ’的壮丽景象。 他指出： “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国之常 也。兴废者，天下之常也。绝灭者，非常之变 也。”ｌ＿４ ｐ５’因此，人们只有按照这种不可抗拒的必 然规律办事，才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道无不可 ８７ 行之时，时无不可处之事。时无穷，事万变，惟 势在必革也。”Ｌ１。。王船山这种充满辨证法的“日新” 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４］（ｐ５ 正因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发 展之中，所以，人也应该随之运动变化，勤奋向 上，自强不息。他在《不息斋记》中说：“子试察 夫天地之间，有一物息者乎？仰观子天，日月星 辰不息于行也；俯察于地，鸟兽草木不息于生也； 思想，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直盛 行于湖南。 四是湖湘文化谱写了抵御外侮、卓砺敢死的 爱国主义情怀。湖湘学派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提 倡民族大义，英勇抗击外敌入侵。从湖湘学派的 创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始，历代湖湘学者都 ……滔滔天下，若动若植，是曾元一物息者矣。” 他认为一切事务，包括人在内，如果停息下来， 不再发展，那就是“不全于天”，自我灭亡。为此 胡宏提出了“经纶天下，充周咸犏，日新无 息”［４ Ｊ（ｐ１ 的主张，激励人们永远日新向上，奋斗 不息。王船山则光大了胡宏“气化日新”的思想， 创立了“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新故相资而别 致其新”的“日新”哲学与进化史观。他大力主 张： “天下日动而君子日新，天下日生而君主日 动。”他还由“动与静”而推演出“变与化”的范 畴，以说明“天地之化日新”的道理：“天地之德 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 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风同气， 雷同声，日月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 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 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守其故物而不能 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尽 而已死，则未消者槁。故日‘日新之谓盛德’。”＿＿５］ 王船山从他的变化发展观，进而推衍出“道”与 “器”的关系。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 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 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奚患无道哉。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 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尧舜无吊伐之道，汉唐 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故无 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 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如其舍此 而求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 穷人穷物，而不能为之名。而况得有其实乎。老 氏瞀于此日道在虚，虚亦器之虚也。释氏瞀于此 而日道在寂，寂也器之寂。”＿６ 王船山反复地指明 道、器二者的关系只能是“道”依存于“器”， “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也应随之而 变。“时移势易，而是非然否亦相反相谢而因乎 化。”［７ 按照王船山的道器观，社会的政治制度、立 法原则、道德规范必然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革。 由此，王船山得出了社会应不断变革的结论：“道 莫盛于趋时。”［８］“趋时应变者，……可以日新而不 困。”Ｅｇ］“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 ８８ 有保卫祖国、复兴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胡安 国、胡宏“父子兄弟力排和议，直声振于一时， 百战不回，决不受秦桧牢笼”Ｌ４］（ｐ３４２）。胡宏把金兵 入侵中原视为“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 仇”＿４ ｐ８ ，强烈要求宋高宗“立复仇之心，行讨乱 之政，积精积神”［４］（ｐ８∞，与民更始，兴师北伐。张 杖继承其父张浚之遗志，“以奋发仇虏，克服神州 为己任”，多次上书表示“誓不言和，专务自强， 虽折不挠”，积极主张“修政立德，用贤养民，选 将帅，练甲兵，通战守”，收复大好河山。张械以 岳麓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 备的爱国志士，在保卫中华民族的英勇血战中， 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书写了“长沙之陷，岳 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的爱国壮举。 宋末德｛；占元年７月，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 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 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临时募兵不到３０００人。９ 月城被围困，李芾亲冒矢石，与众将分兵死守。 日久，城内矢尽粮绝，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 捉雀捕鼠充饥。元兵派人招降，李当场杀之以示 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言与城共存亡。士人 尹谷得知元兵登城，举火。李芾得知消息， 感叹不已。随后，李芾召来帐下部属沈忠，命他 处死自己全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芾 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１９人，李芾也从 容就义。沈忠亦自杀而死。 张械的学生吴猎（？一１２１３年）字畏斋，湖 南醴陵人。在兼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总领中路 战场的备战工作。当金兵围襄阳、德安，进犯竟 陵时，取得了中路西部战区的胜利。张杭的另一 学生赵方，字彦直，湖南衡山县人。他率部守边 １０年，以战为守，曾战败１０万金兵，生擒金帅妻 弟，一胜枣阳；守坚城，袭敌后，合师会攻，杀 敌３万，迫敌主帅单骑逃遁，再捷枣阳；奇袭邓、 唐，回兵蕲、黄，斩枢密完颜小驴于唐城，擒监 军合答于灵山，可谓战无不胜。在军事战略上， 赵方还提出了“合官民兵一体”，进行全面抗战的 思想。他积极组织民兵，春耕回乡生产，秋后参 加战守。…］（ｐ５５ 这种“合官民一体”的全面抗战思 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杖的另一批学生，或是政绩卓著的能臣， 或是威震一方的将才，或是名重海内的学者，在 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学术舞台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湖湘学派的鼎盛时期。 “南轩岳麓之 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 守，及破，死者无算。”Ｌ１］（南轩学略第三）张械的 后代张唐，联合赵瑶、张虎在邵阳、永州一带起 兵抗元，收复衡山、攸县、湘潭等失地。与民族 英雄文天祥遥相呼应，最后兵败被俘，坚贞不屈， 英勇牺牲。 明朝灭亡，清军南下，湖南的士人又放弃笔 杆，纷纷加入南明抗清的行列。比较著名的士人 有衡阳王夫之、管嗣裘、夏汝弼，巴陵李兴玮等。 清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清军攻陷衡州，强令汉人 剃发，激起强烈反抗。第二年，王夫之与同郡管 嗣裘等积极策划，举行衡山，不慎事泄，在 前夕遭到湘潭尹长民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和 清军围捕。王夫之奔桂林投归南明王朝，任永历 朝廷的行人。当时，情势危急，然南明朝廷内热 衷于派系之争，内讧时起。王夫之进谒大学士严 起恒，要求停止党争，救援因诬被害的金堡等， 并奸党王化澄之流。南明政权灭亡后，他潜 依山林，发愤著书，从理论上总结明亡的经验教 训，“哀其所败，原其所剧”。他书中的话“带着 热，吐着火”，所流露的“对民族精爱具有感动后 辈中国人，鼓励并召唤他们去行动的力量”。 湖湘文化这一系列的优良品质，在湖南知识 分子群体中不断地闪现出耀眼的光芒，造就出了 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交相迭起，其他各省无以望其 项背的奇特现象，印证了岳麓书院“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的千古佳话。湖南古代在中国政治、 经济、军事上的地位并不算高，在《中国古代名 人词典》中记载的１７００多名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 名人中，湖南只有２３人。可鸦片战争之后，却人 才辈出，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左右中国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第一代有被标榜为“中兴名臣” 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和魏源、陶 澍等著名思想家；第二代谭嗣同、黄兴、宋教仁、 蔡锷、章士钊等人影响了旧民主主义进程； 第三代由于主义先进思想之武装更是出现了 、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 桓、、王震等政治军事家和李达、杨昌济、 徐特立、谢觉哉等哲学家和教育家，使湖南独领 百余年的中国风骚。 由于湖湘文化具有较强的士人气息，因而免 不了带有一定的历史缺陷： 一是重政治，轻经济。湖湘文化反映了古代 农耕文化的特色，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 和“士、农、工、商”的价值本位中，湖湘文化 具有极强的政治文化特色，关心国家兴亡，对政 治怀有极大的热情，鄙视经商谋利，几乎成了封 建士人的通病：“在士的身上，政治事业与教育事 业结合为一，他们都不以私人经济为急务。￣９［１２］（ｐ１０７） 湖湘文化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 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和流通领域， 因此，湖南的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一直不够发达。 中举做官，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 治抱负一直是湖南士人首选的目标，而经商务工 是他们最鄙视的职业，直到近代，这种观念都没 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因而，近代湖南的政治、军 事、教育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湖南的经济 人才却寥如星辰。湖南的近代工业更是比沿海地 区晚了３Ｏ多年。一部《中国近代史词典》共收录 近代湖南名人１１０名，其中资本家只有曾国藩的女 婿聂缉架（衡东人）一人。他居官敛财和在上海 经营华新纺织局，所获得的利润可谓不少，本想 在家乡开办实业，但当他１９０４年携巨款回湘时， 面对湖南的局势，立即打消了办实业的念头， 而是将巨款用来在洞庭湖区开垦湖田，建立总面 积达五万余亩的种福垸，进行传统的封建经济剥 削。清末湖南的另一大官僚袁树勋，他由商而仕， 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然而他的家族在湖南的 经济活动主要是开设粮行和当铺，着意追逐商业 利润和高利贷剥削。他对矿业虽也曾倾注“巨 金”，但那是投入于江西萍乡煤矿，而不在湖南。 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０ １３，一位作者在湖南《大公报》上 撰文指出：湖南近代工矿业“其所以不能发达的 原因，一则受了金融枯竭的影响，一则没有 提倡实业的诚心，所以成了今１３这种状况”。所谓 无提倡实业的诚心，即是经济上“极冷”的 文化心态在意识中的反映；而金融枯竭，当 然是政治上“极热”的文化心理造成了社会动荡， 致使拥有资金者观望不前所致。在这种经济上极 冷文化的影响下，湖南近代实业科技人才寥寥无 几。１９０４年，湖南留１３学生４０１人，占中国留日 学生总数的１４ 强，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 ２０人。这不足２Ｏ人中唯一一位有成就的是范旭 东。然而即使这仅有的一位科学家也未能回到湖 ８９ 南，而是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著名。１９４９年， 湖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１９亿元，其中农业占 ８３ ，工业只占１７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 央的６３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ｌ１人，约 占１／６；然而在１９５０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 会第一届的１５名理事中，却无一个是湖南人。＿１。］ 二是重经世致用，轻人文关怀，过于强调经 验的作用，忽视理论的创建。经世致用是湖湘文 化中的优良传统学风，是连接古代与近代湖湘文 化的纽带。但是，经世致用强调的是文化的功能 转换，关注的是文化为政治服务，体现的是文化 的现实功利价值。因此，为达目的往往不计后果， 也不太考虑人们的心理习惯，思想的承受能力， 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缺乏俯视下层、关 注民生、反映的整体思维，忽视对人性的终 极关怀。近代以来，湖南人虽然积极面世，但多 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热衷于 制造一种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近代湖南不管是 保守或是激进在全国都是极为典型的。 湖南的三 大儒生王闽运、皮锡瑞、王先谦都没能困守书斋， 潜心学问，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与地方 过从甚密，希望地方能够欣赏他们的学 问，实现学术与政治的结盟。王闽运一生不断地 游荡于各种政治人物之问，从以太平天国革 命起家的湘军、淮军要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 麟、胡林翼、李鸿章等到一度掌握清大权的 满洲贵族肃顺。从参与戊戌维新的杨锐、刘光第、 梁启超到党人宋教仁；从洋务派的张之洞到 窃国大盗袁世凯，无不与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王闽运曾在太平天国期间，劝说曾国藩与太 平军联合，反清，南面称帝，遭到曾国藩的 冷落。他在四川成都尊经书院还向四川总督丁宝 桢提出了一个经营，联合印度、缅甸受压迫 民族共同抗击英帝国主义的宏伟计划。即使在晚 年，他仍旧拖着病弱之躯出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史 馆馆长，想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皮锡瑞在戊戌 维新的声浪中也放弃了在南昌经训书院的教职， 回湘担任了南学会的学长，投身于政治改革的洪 流之中。王先谦更是一个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 典型代表。他不仅是湖南地方的坐上客，而 且还经常利用学术干预地方政治，打压不同政见 者，从而营造出一种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浮燥学风。 同时，近代以来，湖南还是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大 本营。儒家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过于 关注现实生活，而缺少理性的思辩，缺少对于宇 宙终极、人生终极作出理论的探讨。受中国传统 ９Ｏ 学术影响的思想家们，大多是凭经验、直觉和感 性的认识去从事学术研究与理论思维的构造，少 有运用形式逻辑的思维去把握客体的属性和规律， 去推导、构建恢宏的理论体系。故许多思想观念 就难免显得杂乱无序、彼此孤立。同时，过分地 讲究实用，也就难以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也容 易使士人失去的学术品格。近代湖南的学者 较少具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他们 热衷于政治活动，为了展布政治理想，他们不惜 与结盟，组成政治利益共同体，来对付其他 政治利益的分享者，导致近代湖南政治分野明显。 三是重程朱理学、个人气节，轻大局观念与 和谐共生意识。湖湘文化具有崇奉理学，依重道 统的传统。从胡安国、胡宏、张械到王夫之，他 们莫不把救世的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身上。 即使他们隐居不仕，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 遇到“圣君明主”。他们对于农民大多持反对 态度，不愿与之合作共事。王夫之宁愿自残身体， 也不愿意辅佐张献忠的农民军；曾国藩更是 以太平天国农民军的血腥宣示了“尊礼 卫道”的忠贞；谭嗣同以血洒菜市口的悲壮，证 明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君思想。由于过于尊 礼重道，使湖南人对传统有着浓厚的倚重心理， 遇到困难、麻烦，往往希望从传统中获得解决问 题的良方，一旦希望破灭，他们又会走向另一极 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使湖南人为了救国救 民，往往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 想，很少有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使得湖南人易 走极端，保守和激进都很明显。粟戡时说：“湘人 性素好动，尤饶侠气，平时毫无异人之处，一遇 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ｍｍＥｌ４］（ｐ２）湖南人 的这种性格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在民族 危难的时刻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和平的环 境，则易于滋生保守和虚骄之气。在甲午战争前， 湖南人的保守具全国之冠。湖南士人长期沉浸于 湘军太平天国的辉煌功业之中，他们认为湘 军太平天国的胜利是理学对西教的胜利， 因而极力强化封建的尊礼重道思想，反对学习一 切的新生事物。他们的保守不仅表现为对于沿海 省份开展了３Ｏ年的洋务运动无动于衷，无任何学 习与仿效的表示；而且表现为对于“反教排外” 则异乎寻常的积极，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在甲 午战争前，外国人休想进得了湖南，湖南成了外 国传教士望而生畏的“铁门之城”。湖南人不只是 反洋教，凡是与外国有关的一切人和事，都要反 击。因此，甲午战争前，湖南没有产生过一位早 期维新思想家，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份新 式报纸、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正如当时所 言：“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 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上 海申报》１８９８（９０７４号）］然而，湖南人在经过创 痛巨深的甲午战争以后，却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 格局，大力学习西方，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 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正如界所评价 的那样：湖南“素称守旧，而近日丕变之极，冠 于行省”＿１引。所谓“丕变之急，冠于行省”，是说 此时湖南维新派当中的激进人物及其主张，在全 国引人瞩目。如谭嗣同的冲决封建网罗的豪情壮 志、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激进主张，在当时 可谓独步一时，空谷足音。更有甚者，如樊锥、 易鼐等人成为了中国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的代表。 可见湖南人一旦激进起来，又易于走向另一极端。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竞有三个 是湖南人，即杨度、李燮和与胡瑛。他们逆历史 潮流而动，为帝制复辟大造。可是又是这三 个人之中的杨度，他居然在１９２９年的秋天加入了 中国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１９１５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 文化运动，湖南境内却死水一潭，尊孔复古的逆 流大为流行；可是到了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发生， 湖南新文化运动发展迅猛，没有任何一个省份可 与之相比。但湖湘文化的大局观念和和谐共生意 识并不鲜明，这可能与文人相轻有一定的关系， 也与湖湘士人张扬个性，抱定一个死理的韧劲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湖南士人喜走极端，对不偏 不倚的中庸之道不屑一顾。因而，湖南人在社会 危机和时期，往往能挺身而出，用自己敢为 天下先的果敢作风，造就骄人的业绩；而在和平 时期则默默无闻，甚至出现窝里斗、不和群、压 制人才个性张扬的内耗现象。湖南人才“楚材晋 用”情况就是这种文化特色的反映，许许多多湖 南人的事业和成就，都是在湖南之外完成的，呈 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这与湖南的闭 塞守旧有一定的关系，也与湖湘文化轻大局观念 和和谐共生意识有密不可分的关连。湖南人的窝 里斗现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曾国藩的湘军集团 虽为挽救封建皇权，而不断地强调内部团结的重 要性，但是，湘军将领内部仍不断地出现不和谐 的声音。曾国藩与王鑫、左宗棠交恶，左宗棠与 郭嵩焘互攻，曾国藩与李元度的不和，其他将领 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出现。洋务运动时期，湖南绅 士更是把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郭嵩焘、曾纪泽骂为 “桑梓败类，汉奸贰臣并被控上‘鬼奴’的帽子”； 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激进 维新派与王先谦、叶德辉、孑Ｌ宪教等洋务派虽在 前期有过合作共事的经历，但在后期却势成水火， 互斗不已，使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最终归于 失败；民主时期，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坚定的民主派与王先谦、叶德辉等反对 的顽固势力也是斗争不断；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 湖南的蔡锷成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士，而杨度、 李燮和、胡瑛却成了拥袁称帝的筹安会成员。这 不能不是湖南知识分子张扬个性，缺少团结合作 精神的一种体现。自宋代理学根植于湖南这片土 地并被弘扬光大后，湖南士人就很难从“正统” 的理学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尤其是湖湘 学派名胜一时后，湖南更自为风气。１８９６年熊希 龄就这样说过：“湘人畏风波之险，老死不敢出洞 庭一步，既无游历，焉有见解？蛮习未化，厥有 由来！”口６＿【ｐ 。 程朱理学浸润的湖南，使湖湘文化的 张扬个性难以得到充分展示，理学的保守之网往 往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用于对付想打破原有利益格 局，打破传统的变革者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使 得湖南长期营造不出使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社会 环境，湖南人才只好走“楚材晋用”之路。湖南 人一旦冲出洞庭湖，一旦出省，一旦放眼外部世 界的时候，就能积极地学习他人之长，就能一展 身手，成就丰功伟业。如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魏源；理学经世派代表人物陶澍、贺长龄；首 开中国洋务实践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倡导政治现 代化的郭嵩焘、曾纪泽以及黄兴、宋教仁、蔡锷、 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大批民主 的杰出人才都是在走出湖南后取得辉煌业 绩的。 四是重“夷夏之辨”，轻海纳百川，局限了湖 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湖湘文化的主要代 表都生活在尖锐的时代。胡安国、胡宏 生活在宋、金对峙的时代，王夫之生活在明清对 垒的乱世，因而他们都痛恨少数民族的入侵，强 调“夷夏之辨”。近代魏源面对外国列强的入侵， 仍旧不忘“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他写《圣武 记》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祖先显赫声威的回顾， 找出清王朝前期强盛和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试 图再现那种“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 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Ｌ１ Ｊ（叙ｐ 的天朝威仪。 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主张，最终 也是为了达到“驭外夷”的目的。他们的这种 “夷夏之辨”的思想深深浸润于湖南这块桑梓之 ９１ 地，滋长出近代湘人极度地仇洋拒夷心理，使湖 南成为了外国人为之恐惧的“铁门之城”。１９００年 ［３］答施蕲州［Ｍ］／／张南轩先生文集． ［４］胡宏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５］王夫之．思问录・外篇［Ｍ］／／船山全书．长沙：岳麓 书社，１９９１． 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传教士能在长沙立足。 湖南绅士抱着“尊孔孟则不容异教，戴朝廷则摒 斥外夷”的信念，大肆进行反教宣传。１９世纪中 叶，倡言学习西方的《海国图志》在湖南几乎没 １－６］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Ｍ］／／船山全书．长沙：岳 麓书社，１９９１． ［７３王夫之．庄子解・秋水［Ｍ］／／船山全书．长沙：岳麓 书社，１９９１． 有得到流传；而充满保守的传统意识的反教宣传 品《鬼教该死》却很快就刻印了８Ｏ万册。不可否 认湖南的反洋教斗争含有反侵略的爱国性质，但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湖南人在变化了的世界大 势面前仍抱着“夷夏之辨”不放的保守观念，从 而滋生出湘人“耻闻洋务”的不良心态。积极宣 ［８］王夫之．思问录・内篇［Ｍ］／／船山全书．长沙：岳麓 书社，１９９１． ［９］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大易［Ｍ］／／船山全书．长沙： 岳麓书社，１９９１． ［１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ＥＭ］／／船山全书．长沙：岳 麓书社，１９９１． 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 张自牧被他们称为湖南“四鬼”，并诅咒他们必遭 天诛。在湖南宣传维新变法的谭嗣同、唐才常等 激进维新派，他们的先进思想也遭到了保守势力 的强烈抵制，使它们无法与湖湘文化有效融合。 ［１１］岳麓书院史略［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 ［１２］钱穆．国史新论［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５． ， ［１３］沈其新．文化大轮回——湖南文化大发展的序幕［Ｊ］． 湖南社会科学，１９８９（１）． ［１４］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１． 民主思潮也长期在湖南找不到市场，湖南的 许多民主派只能让自己的思想在省外开花结 果，成就自己不朽的功业。 参考文献： ［１５］湖南学会林立［Ｎ］．国闻报，１８９８—０５一ｌ１． ［１６］林增平，周秋光．熊希龄集：上册［Ｍ］．长沙：湖南 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李肖聃．湘学略［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 Ｅ２］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Ｍ］．长 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７］魏源．叙圣武记：圣武记叙［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４． Ｏ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ｘｉａ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ＸＵ Ｓｈｕｎ—ｆｕ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１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ｐｔ．Ｈｕ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ｕｘｉａ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ｇｏｄ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ｎ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ｗｉｓｅ，ｄｅｅｐ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ｔｏｕｃｈ．Ｉｎ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１ ｂｒ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Ｈｕｘｉａ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ｏｔ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ｏｎ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ｙ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Ｈｕｎ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ｕ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ｈｅ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ｌｗ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ｉｌ．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Ｈｕｎ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ｕｎｓ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ｎ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ｓ ｏｎ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ｉｔ— 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９２
